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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转贴] 【转载】:文工团往事 (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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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24 15:19: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工团往事长编
原创 2017-12-20 石岩 每天几铧犁
“文工团”或正在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2015年中央军委改革会议后,“裁军30万”、“精简非战斗机关”、“停止部队一切有偿服务”等说法,似乎都在模糊地指向一个靶心:裁撤文工团。2016年,文工团“被裁撤”的消息不时见诸媒体:《解放军报》在提到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时加上了“原”;总政治部歌舞团、话剧团、歌剧团摘牌。另一些消息则称,伴随七大军区改成五大战区,军区所属文工团将归入战区,真正被裁撤的只有原兰州军区的战斗文工团和原沈阳军区的前进文工团;伴随总政治部改制成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总政三团“摘牌”可能只是因为要更名,比如总政歌剧团已更名为军委政治工作部歌剧团。更名后会不会有实质性动作,机构、人员如何安置,目前尚不明朗。
“本来说去年(2016年)春节出方案,后来拖到六月,拖到今年春节、今年六月……又到现在了。”前总政歌剧团副团长程桂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各军区文工团现在基本已经撤销了,海陆空军种文工团保留,陆军就是前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二炮文工团变成火箭军文工团。解放军艺术学院变成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程桂兰说。
提起文工团或将被裁撤的命运,三位前文工团副团长的反应不尽相同。前战友文工团副团长甲丁说:“部队文工团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裁撤我举双手赞成。”前总政歌剧团副团长程桂兰一方面认为部队文工团“养的闲人太多,应该精简”,另一方面又很疑惑:“部队文工团在军队建设各个时期都起着鼓舞士气的作用,当真彻底不要了吗?”前海政文工团副团长付林认为,“如果仅仅把文工团的作用理解为提高战斗力,那太功利了。”
40后付林、50后程桂兰、60后甲丁对文工团的态度呈现出“代际”差异。他们见证了不同时代的文工团。文工团怎么了?文工团何去何从?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捯一捯文工团的历史,文工团的基本性格在它出生时已被定义。
1943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已传到北平郊区
文工团中的“老资格”可以把历史回溯到红军时期。比如前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文工团就乐于说自己前身是红四军宣传队。前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
中共军队素来重视文艺的宣传鼓动作用。1930年前后,红军各级政治部成立了艺术股。1931年,中央苏区第一个剧社“八一剧社”成立。1932年成立的“工农剧社”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垂直机构:中央总社、省分社、分社、支社、蓝衫剧社(群众剧社),苏联红军的影响十分明显,《乌克兰舞、《高加索舞》、《俄罗斯舞》等一看名字就知道其“师承”。歌曲创作方面,“红军时期‘军歌’有两个来源,一是各地从军者带来的民间小调重新填词,二是国外传教士带来的宗教歌曲重新填词变为我军军歌,最典型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甲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除了剧社,红军政治部还有宣传队和“列宁室”。宣传队负责贴标语、街头演讲,“列宁室”组织歌咏比赛、小型运动会、办墙报。
红军的文艺传统被带进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军兴,大批知识分子涌向国共两党。“国军那边有刘雪庵,上海国立音专毕业,创作了《空军军歌》、《青年军军歌》、《107师军歌》……我军专门人才不多,延安和各根据地吸引了大批小知识分子。”杨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生于1950年代的前资深媒体人杨浪,由歌咏而研究老歌,有《老歌的发现》一书出版。
抗战开始后,中共先后在延安办起十七所干部学校,以吸纳投奔而来的知识分子,抗日军政大学是其中之一。1939年,抗大一分校文工团成立。有亲历者回忆,这是中共治下第一支自称为“文工团”的文艺团体。
当时,“文工团”的叫法并不多见,各根据地大量存在的是剧社。说是剧社,唱歌、跳舞、刷标语、摄影、出报、街头演讲,参加武工队,都可能成为社员的工作。社员的身份极其杂驳:小学生、小学教员、小地主、民间艺人、复旦大学、朝阳大学、清华大学、北平艺专、燕京大学的洋学生。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负责把他们规训成听从号令的文艺战士。
“鲁艺”代表着“高级”、“专业”。鲁艺的学员、剧目,沿着军区——军分区——师——团——基层部队——地方的路径源源不断输送到各根据地。“我党没有任何资源优势怎么得的天下?就靠思想动员。而它的思想动员要面对没有文化的民众,不能读文件,读马列书籍,文艺是最好的渗透方式。我收集了抗日时期很多油印的歌片儿、剧本,光《放下你的鞭子》就有若干版本。这些读本是要供鲁艺以下的剧社们去复制的。”杨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延安上演很多经典名剧,还不光苏俄的,再加上延安自产的大秧歌、群众歌咏、平剧、活报剧……东西方文化的交融,被八路军、新四军的戏班带到中国的乡野。”
“当时边区音乐主要为民间小调,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却是用典型的西洋声乐套曲技法创作的,其曲调被认为很‘洋气’,却被‘土包子’们接受并认可,足见城市文化的影响已植根于边区。”甲丁说。
鲁艺提供养分,但大量的创作仍需基层剧社独立完成,其产量今天的院团难以望其项背。据《敌后文艺队伍》一书,1942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印发小剧本6种,创作大小剧本在20种以上。从1943年7月到1944年7月,晋察冀军区冀热辽军区政治部尖兵剧社演出剧本58部,军歌、战歌、群众歌曲、器乐曲、宣传画连环画、街头诗120多件,出版《大众报》3期和《尖兵歌集》6集以及供连队,乡村学校使用和阅读的文娱材料,组织了83个舞台演出,105场音乐会……
(1940年代,冀中火线剧社的女兵们,右起何彦、陈立中、刘燕瑾们,翻拍自刘燕瑾著《火线剧社女兵日记》)
宣传攻势一个接一个,剧社的创作周期很短,“现挂”能力必须很强。很多剧目从剧名就可以反推其主旨:《救国公粮》、《反扫荡秧歌舞》、《反投降秧歌活报》、《三八妇女节活报》、《生产大活报》……在闭塞的中国乡村,这些演出是宣传动员,也是视听奇观。大型歌舞活报《团结在晋察冀的旗帜下,跟着聂司令前进》,约五百人参加演出。凌子风扮演聂荣臻,骑在马上,走在队伍最前面,陈群站在山头纵情歌唱。演出不用舞台,浩浩荡荡的演出队伍沿着山脚下、河滩里的大道,边舞边唱进入会场。
到1940年代,根据地的组织形式日趋定性,开群众大会、演文艺节目、帮助建立政权成为建立新根据地的三部曲。文艺适于潜移默化。据《敌后的文艺队伍》一书,1941年,平山县群众剧社的秧歌舞里“有人扮演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身上挂着‘顽固派’、‘亲日派’的牌子,被工农兵群众包围谴责,狼狈不堪。”1943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传遍拒马河畔大小山沟,一直传到北平郊区。”
西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郭国昌在论文中把抗战时期的文工团分为“文艺座谈会”之前和之后两个阶段。“座谈会”之前,民族主义是主流,但“五四”开创的个性自由仍有存在空间;“座谈会”之后,“为工农兵”的方向确立,文艺成为战斗武器。
杨浪收藏过一本唐诃1940年代在根据地收集民间音乐的笔记本。唐诃一生创作2000多首作品,他的音乐教育都是在八路军剧社里完成的。“民间音乐给这些人特别多的滋养。为什么他能写2000首东西?因为他脑子里充满旋律。共产党要向农民宣传,它的音乐必须明白晓畅。”杨浪说。
有嗓子你就来
国共内战时期,文工团急速扩容。渡江战役前夕,吴石坚受命组建苏北兵团文工团。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指定苏北文工团在渡江战役上演出《古城会》。随着战事的进展,“苏北兵团文工团”变成“苏南军区文工团”,规模从几十人扩充到七百人。《剧坛大将吴石坚传》记载,解放上海时,吴石坚派出干部到前线司令部交涉,“每解放一块市区就组织一次‘火线参军’”,从上海剧专,苏南军区文工团一次带走30名学员,“到上海全市解放,苏南军区文工团已在上海招收了“135名优秀的文艺战士”。
1950年,中南军区文化部长陈荒煤在中南军区兼四野全军文艺工作会议上说,仅“四野”就有15000名“文艺战士”,文工团吸收了30%到50%的知识分子。
1949年,北京育英中学高二学生吴洪源着面临人生的选择:考大学还是参军。在当时,两个选择都是阳关大道。吴洪源选择了后者,随军解放大西北,在行军路上办报、编快板,后来成为著名的军旅词作者。包括《学习雷锋好榜样》在内,一系列署名“洪源”的词作成为时代记忆。
朝鲜战争中,吴洪源跟着大军杀过了鸭绿江。
“那时候文艺兵不光演出,还要兼顾很多事情,打扫战场、收尸、登记烈士名单……我父亲学过英语,所以他还要负责审问俘虏。打起仗来,文艺兵就是战士。“汉江拉锯战”,他们非常危险,差点回不来。”吴洪源的儿子甲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甲丁子承父业,也是著名的军旅词作者、前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副团长。
“我父亲在战场上写了《立功去见毛主席》,很受战士欢迎。他还写过一个‘飞吧,英雄的小嘎斯’。‘嘎斯’是苏联的运输卡车。抗美援朝打运动战,战士非常疲惫,文艺兵即兴创作,在路边演出,对整个部队士气的提振起到特别大的作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志愿军跟朝鲜军民的感情联络,也靠文艺兵。”甲丁说。一场“抗美援朝”打下来,两首歌传遍大江南北,前方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后方唱“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
与朝鲜战争同时期进行的是部队的整编。“伟大的解放战争一去不复返”,195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军150万,使全国总兵力达到400万以下;以陆军为主体的兵员结构向海军、陆军、炮兵、装甲兵、工兵、骑兵等多兵种转变。1950年,海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相继成立。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和海军政治部文工团随即问世。到1950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划成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一级军区。一级军区下设二级、三级军区和军分区。抗战及内战时期,大大小小的剧社、文工团被纳入四级军区及各军种文工团体制。
1950年的全国文工团整编会议规定了全国各级文工团的级别、规模。伴随裁军,一批部队文工团转归地方。吴洪源所在的63军文工团被划到华北军区,即后来的北京军区。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吴洪源成为文工团的男中音演唱员。全军的正规化建设也刷新了文工团的训练体系和节目形态,苏联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成为样板。
“我们与它(红旗歌舞团)最不同的是,乐队是国乐和西乐混编。当时中国没有那么多西乐人才,包括我们的合唱都是混编,有几个受过正规声乐训练的,大量是民歌手。有嗓子你就来,能唱你就来。我妈妈就是这样,她当年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敢唱敢跳不怵,大军解放西北的时候就给招进文工团。文工团的定位很清晰,不是为了欣赏,是为了宣传鼓动。”甲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我党是马上得天下,文工团系统在这国家的文艺界有得天独厚的地位。”杨浪说。杨浪收集有1949年、1950年及1954年文化部收集的年度创作歌本,军队的创作力量撑起了开国之初音乐创作的大半壁江山。
子弹呼啸而过
1964年,付林从黑龙江富锦县考入刚刚成立四年的解放军艺术学院。当时军艺院长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刘志坚兼任,常务副院长是少将魏传统,另一位副院长陈其通是总政宣传部副部长,三人都是红军时期的干部。军艺中层干部是八路军、新四军时期的,教员是抗美援朝时期的。新学员入校,先下连队当三个月兵,不合格者淘汰。
虽然依旧强调文艺兵首先是兵,但军艺的成立无疑是文艺兵走向专业化的一个标志。付林入校后,恰逢周恩来总理提出文艺应走“民族化”道路。参加“抗美援越”大型声乐套曲《朔二姐》的排练,付林要用竹笛“吹奏出长笛的和声和旋律”,吃尽苦头。宣传攻势目不暇接,“专业上没有读很多书,偏向实践”,付林说,“一个任务下来,必须立刻出活,逼你成为快手。”
虽然当时主流的演出样式仍是小型歌舞,但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洪湖赤卫队》、《红珊瑚》、《江姐》等几部歌剧的相继出现和1964年的大歌舞《东方红》,已经让人们看到了文艺样式的多元化可能。“大家震动得不得了”,付林回忆,从1960年代初开始,部队文工团的节目开始有军乐、歌剧、话剧、大小合唱的分类,“逐渐有了全面开花的意思。”
也是在1964年,第三次全军文艺调演给文艺少年杨浪留下了经久不灭的印象, “1959年,林彪在全军主政以后,提出政治工作、思想工作等等‘四个第一’。在这个背景下,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得到了特别的强调。文工团起来了,文工团带动起演出队——军以下都成立了战士演出队,并且这些演出队的水平高到足以调到北京来给毛主席汇报演出,像《毛主席的战士》就是新疆军区战士演出队的。”
“那届汇演的优秀作品不仅官兵喜爱,并且后来迅速流行于社会各阶层,你像《五好红花戴回家》、《欧阳海之歌》、《铁路兵战士志在四方》都曾脍炙人口。”甲丁曾系统梳理过红色歌曲的历史,他的大脑是红色歌曲的有声资料库。提到一首歌,他马上能哼出旋律,唱出几句歌词。甲丁对第三届全军文艺汇演也有很深的印象。
盛极一时的军中文艺在1966年遭遇了一次急停。6月,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的学生从清华一路向南,动员各高校的学生起来造反,到魏公村的时候冲进军艺。在清华学生之后到来的是起来造反的总政军乐团第五学员队。革命风雷激荡之下,军艺的院长、老师成了牛鬼蛇神,校园里口号震耳欲聋。付林暗自喜欢的女生石秀娟是校学雷锋标兵,批斗老师的时候,积极分子是要陪斗的。造反派点名,付林暗示石秀娟别应声,另一位被点到名字的的学生干部探了一下头,立刻被带走剃了阴阳头。
1967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招待外宾看《长征组歌》。长征组歌词作者是开国上将肖华,曲作者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四位作曲家唐诃、生茂、遇秋、晨耕。当晚演出的是战友文工团造反派的一支“老燎原”。另一支造反派“新燎原”要求联合演出,“老燎原”不允,双方激辩。军艺造反队“星火燎原”、总政军乐团“革命造反总队”散发传单,扬言要砸烂会场。武斗在演出之前开始。“演半天就停了。演员坐的大客车回团,我们去看,车窗玻璃全部砸碎,碎玻璃上留下一道道的肉丝,车厢上是一道道的血迹。”甲丁至今记得他在7岁时看到的这一幕。
“文革”开始,总政“阎王殿”首先被“砸烂”,战友文工团也一度停摆。甲丁的父亲洪源在“文革”前打兵乓球把髌骨摔成了粉碎性骨折,“想冲锋陷阵也不行,只能参加逍遥派”。付林参加的是“保皇派”,他在音乐系西墙不显眼的地方贴了一张大字报《革命老前辈万岁》,但在口头上,也和大家一起喊“造反”。
军艺造反派先后冲击了八大军区,中央军委下命令,军人必须归队,不得参与打砸抢。1968年,遵照江青的指示,军艺被解散。出身不好的学员被分配到“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出身好、在革命风暴中没干过“脏事儿”的付林成为分配小组成员。他把自己分到了海军,到东海舰队舟山基地当了一年水线兵。“不管多大的风浪,水下电缆断了,就得出海”。比海浪更大的是时代的风浪,部队里到处贴着“打到马龙(时任东海舰队司令员)”的大字报,“经常听到子弹的呼啸”。
阳光灿烂的日子
狂涛巨浪中,最先回归秩序的是军队。
1968年底,担负“九大”宣传任务的李劫夫找到了战友文工团。1960年代,战友文工团的创作有口皆碑。《长征组歌》曾经由总政和战友同时谱曲,“总政玩‘大洋古’,被肖华给毙了。他喜欢战友文工团的这种传统和革命互相演绎的状态。‘土战友儿’,接地气。”甲丁说。
“文革”前期,为躲避沈阳军区的武斗,李劫夫进京参与中央文革文艺组的活动,为毛泽东所有公开发表的诗词谱曲。他也是“语录歌”的创作者之一。“文革初期的音乐创作是李劫夫的天下。”杨浪说。
“九大”给了战友文工团新的机遇。“你现在听的好多歌都是那个时候战友文工团创作的。”甲丁说。当年的红色旋律,在他的记忆里连成一片: 一轮红日从韶山升起, 翻身农奴把歌唱,革命风雷激荡,战士胸有朝阳,以林副统帅为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以林副主席为榜样,无限忠于毛主席,毛主席是当代的列宁,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真理……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大部分的背景音乐都是九大组歌里。”甲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毛泽东语录再版前言》是九大组歌的开场曲:“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首空前绝后的“大歌”由林彪“作词”,战友文工团唐诃、生茂谱曲。
提到这些老歌,甲丁如数家珍,且说且唱,那是他的少年记忆。他偶尔沉浸其中,却也能跳脱开去,以更冷静的立场打量过往:“‘文革’是部队文工团的一个高峰。其实不光部队文工团,‘文革’真正做到了‘文化大落地’,学校里班、年级、校都有演出队。部队排、连、营,一直到大区、兵种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连家庭都有演出队。地方团体被砸烂,部队相对很稳定,演艺人才都集中到部队,形成了部队文艺的空前繁荣。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兵的地位凸显了。因为当时宣传、意识形态抓的很紧。宣传是上层建筑。政治思想工作是第一位的。文艺兵是传声筒。”
1969年,付林被分配到海政话剧团演唱队。作为全队唯一的大学生,他毫无优越感,只想拼命摆脱“臭老九”身份,学着大声说粗话。
上面搞政治运动,文工团组成小分队下部队宣传大好形势和好人好事。在提倡“业余和专业相结合”的年代里,竹笛演奏员付林开始了词曲创作。海政十几位专业作曲,写歌要经过审查,付林的创作多次通不过。再投稿,他让合作者卞小贞谎称是战士创作的,或者署“佚名”,通过率大大提高。频密的创作至少有一个好处:“任何题材我们都能迅速谱曲。你看李劫夫给语录歌谱曲都谱得那么好。李宗盛绝对是大家了,但他有感受才写。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是为别人写歌,有感受没感受都得写,写大我,从不写小我。这既是遗憾,也不遗憾。”付林说。
1970年全国普及样板戏。在北京,文工团占领了各大公园,五一十一等节日庆典给老百姓演出。在南京,60军178师请苏州京剧团的几个演员为他们排练《沙家浜》。程桂兰的母亲是“老师”之一。说戏之余,母亲指着女儿问178师的宣传干部:你们招吗?她马上中学毕业了,会唱歌也会唱戏……很快,程桂兰成为178师战士业余演出队的一员。演出队没有编制,程桂兰平时在师直医院里做卫生员。
当时,这样的出路让人羡慕。与程桂兰同年入伍的“只有三个老百姓的孩子,剩下都是干部子弟”。
据西南军区司令部转业干部田小林回忆,1969年到1971年,军队干部子弟成批入伍。当时的成都军区党委曾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团级以上军官的子女,属于适龄青年的,每家可入伍1-2人,管理局直政科统计人数,打开被服库,直接穿上军装走人。
在战士业余演出队,程桂兰是多面手。一台演出,京剧、表演唱、小话剧、小歌剧、报幕都由她来。这是当年基层文艺兵的常态。
时代的传声筒
几年前,杨浪和朋友曾张罗过一个老歌演唱会,解说词是他自己写的。其中有一段是:“1972年的5月1日,《人民日报》一版上居然发表了一个歌片——《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此前一年的七八月份,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沿途向陪同他的将领们流露了对副统帅的不满。不到一个月之后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小学生甲丁对大事件最直接的记忆是:“‘九一三’之前我们每天只上半天课,其中有一节课是“天天读”——读毛主席语录。‘九一三’之后,‘天天读’取消了。制片厂又开始拍电影了。新闻电影制片厂特别活跃。除了新闻简报,开始拍一些反映文革建设成就的纪录片。各种各样的‘汇演’开始恢复。我爸爸有票,所以甭管什么戏,我都去看。”那段时间,甲丁接连看了《风华正茂》、《龙江颂》、《磐石湾》、《草原儿女》、《沂蒙颂》、《杜鹃山》、《三上桃峰》……在他的课余生活越来越丰富的时候,父亲洪源从“战友”调到了恢复建制的“总政”。
1972年,以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为名义,国务院文化组向全国征集新创作的革命歌曲。洪源是选歌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其余四位是乔羽、晓星、李德伦、秋里。
很快,《战地新歌》就成为了时代文艺的风向标。在1972年第一本之后,以每年一本的速度相继推出 “续集”、“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最后一本《反击右倾翻案风,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曲选集》出版于1976年6月。
全套六本《战地新歌》发行量有多大?杨浪推测有一千万册。“文革”期间,很多出版物没有版本信息,存世的《战地新歌》偶有印数——杨浪注意到,“续集”1973年5月北京版印数200万册,1973年7月兰州第二次印刷,印数50万册。“第四集(农村版)”印数100万册。考虑到“兰州版”和“农村版”都不是原版原印,却仍有数十万、上百万的印数,杨浪认为全套总印数当在一千万册以上。
作为《战地新歌》的选歌人,洪源有很大权力,他和乔羽主要负责歌词的编审。“那时候,如果谁能在《战地新歌》、《解放军歌曲》、《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一首歌,就证明他‘过关’了,可以立刻打铺盖卷从五七干校回城。我父亲他们借着《战地新歌》解放了很多作者。”甲丁说。
重获创作权利的人深谙创作的法门。所有的歌曲,不管怎么唯美——“幸福的迦月琴在海南江畔激荡”,最后只要回归到“各族人民新中的红太阳”就行。歌词又可以赋比兴了,哪怕是“看见了太阳就看见了你,敬爱的毛主席”,也比语录和口号更符合人们的审美天性。何况创作者还会小心翼翼地夹带一些“私货”。“《北京颂歌》用了咏叹调的技法,《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是典型的艺术歌曲。江青、于会泳这些人不是白给的,他们知道什么好听。只要你旋律中没有特别强烈的‘苏修’或‘美帝’的节奏,不使用西方和声学那些标志性的技巧,就没问题。”甲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国务院文化组的待遇很好,“到哪而都是最高规格的接待”,出门有车——当时中国的老百姓看见车都不容易。1971年,洪源一家从西郊搬到三里屯,到新家后,甲丁干的第一件事是坐在马路牙子上看车。那里紧邻使馆区,有小汽车经过。
1974年,洪源却执意离开了国务院文化组。闲下来之后,儿子立刻进入父亲的视野:“你就这么天天玩?!不学东西的后果就是去插队!”文革后期,北京知青插队就在郊区,每隔一段时间,就有郊区农民赶着大车进城,“铺盖往车上一扔,人(知青)就给拉走了,感觉特别恐怖。”为了逃避插队,甲丁开始学写歌词。父亲告诉他的几条经验让他受益终生:最要紧的是把开头、结尾写好;画龙最后画眼睛,会显得格外有神;别像推土机一样堆词,应该像钻探机一样钻词。
也是在1974年,以“佚名”和“战士”的身份创作多年的付林,终于在《解放军歌曲》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个作品《团结战歌》,“虽然那个年代团结只是一个口号”。
《团结战歌》的发表,让付林得以拜洪源为师,学习写词,拜田光为师,学习作曲。一首歌他自己觉得已经千锤百炼,两位老师还要反复修改。为了表达感谢,付林花七块五买了一套唐山瓷器给田光送去,被坚拒。在海政,付林当上了歌剧团乐队分队长。“到处下部队,装台卸台、装车卸车。每个箱子怎么摆都得排上号,按照顺序来,否则装不上。我永远是坐在外面里押车的,冬天去东北大连,夏天到三亚,红土路上跑,满身都是红土。”
时代的洪流裹挟着人朝前走。每个人都不知道机遇在何时出现。也是在1974年,战士业余演出队的多面手程桂兰到军区参加文艺汇演,被看中,招入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
1975年,甲丁的第一个作品《五星红旗》发表在《北京文艺》上。当时全国能发表作品的刊物极少,国字号的《人民文学》、《诗刊》都还没恢复。军队系统,《解放军文艺》和《解放军歌曲》复刊了。此外就是各地的“群众文艺”:《广东群众文艺》、《北京文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付林写出他的第一个代表作《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在此之前,他还写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歌唱朱德》。从那年开始,他“开始到处发表词作”。“在人人都争当‘革命作家’的时代,创作是必须要顺从主流,成为主旋律作者也是必然。”“我们是时代的传声筒,却没有成为时代的收割机。”2014年,在从艺五十周年的纪念册里,付林写道。
和祖国一起成长
付林的创作履历上,两首相邻的代表作判然划分了两个时代:上一首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下一首是《妈妈的吻》。
1979年,甲丁高中毕业,面临跟父亲当年一样的选择:是考大学还是当文艺兵。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文艺兵这件事从小是长在我心里的。”虽然工厂已经开始招工,大学开始招生,但在1970年代末,文艺兵仍然是最能满足年轻人虚荣心和自尊心的职业,“出去演出,车停到哪,市民是要上来围观的。”入伍后,甲丁在成都空军宣传队,清晨出操,大喇叭里放的是邓丽君。
中越战争爆发,1970年代的士兵冲向前线。依然穿“一颗红星两面红旗”的六五式军装,他们和父辈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总政文工团陈克正作词、张乃诚作曲的《再见吧,妈妈》成为1979年传唱最广的战地歌曲。其调性迥异于之前的革命歌曲,个人化的表达像浅草一样露出头来。同一年,付林到南方采风,被当地市场上的走私物件吸引,花300元买了自己的第一台录音机,爱华牌。摄影和诗歌领域,一群年轻人开始了半地下的创作,但音乐还没有特别先锋的东西,这可能是因为音乐创作被完全纳入了国家体制。但变化是有的,施光南的《在希望的田野上》,王酩为电影《小花》写的主题曲《妹妹找哥泪花流》、谷建芬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当时被统称为“抒情歌曲”。“抒情”是“流行”的前身。
洪源敏锐地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文学界,舒婷、北岛已经展露头角,势头压过了臧克家。音乐界的“四人帮”(施光南、谷建芬、王立平、王酩)已特别活跃。洪源自觉自己这一代已很难掀起浪花,与其随波逐流,不如自己把自己大浪淘沙。1977年,写完“差点成为第二个《东方红》”的《歌唱华主席》后,洪源封笔。
付林把1980年称作他的“流行音乐元年”。那一年,海政歌舞团推出了唱校园歌曲的苏小明,大受欢迎。歌剧团也想树一个自己的新人。歌剧团13岁的二胡演奏员程琳经常在楼道里唱邓丽君的歌,唱的很好听。剧团领导受命付林组织一支小乐队“包装”程琳。付林写了一首新歌《小螺号》,”“连词带曲加配器一个晚上完成”。程琳在北京演出引起轰动。人民日报约稿,付林的稿子交上去,见报的却是别人的批判文章《救救孩子们》。《小螺号》受到两次批判,第二次成为反对“精神污染”的标靶,导致海政歌剧团解散。
从“革命”到“抒情”,从“大我”到“小我”的转化有风险。付林的策略是不写爱情,写乡情,所以有了《妈妈的吻》。
1980年,程桂兰代表江苏参加全国民间唱法汇演。十年动乱之后,这次汇演有极强的“团结”意味:每个省选一个代表,唱最具本省特色的民歌,在全国巡演。巡演中,郭颂压轴,“倒二”要么程桂兰,要么彭丽媛。到四年之后的1984年,金铁霖才正式给“民族唱法”命名。部队文工团一直是“民族唱法”的重镇。这种唱法被认为更符合部队官兵的欣赏习惯。
“民族唱法”占了文工团大半壁江山的时候,甲丁模仿“朦胧诗”写起了“朦胧词”。探亲回家,他把词作拿给新影乐团作曲王立平看。王立平说看不懂。甲丁明白,歌词还不能那么写,歌词必须让人看得懂,唱得明白。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大家还相信英雄主义,但很多人已经开始拿着计算器经商了。我倒了多少年‘盘条’,我就没见过‘盘条’,但是我天天忙这个。我们写歌词的目的也非常明确:挣钱。”甲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被问到从英雄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身是否费力时,他说:“毫不费力!你想啊,逞强、斗富,这也是‘英雄主义’的一种表现。这种转变是你的心理、甚至生理需求。同理,情感表达是心理需求,也是生理需求。当我们告别一个特别空泛的年代、一种特别空泛的表达,进入到一种具体的情感表达的时候,谁不愿意呀?你给它一个口子,它就决堤了。”
1984年,24岁的甲丁,事业春风得意。在武警文工团,他业余写诗、写剧本、写歌、写文化评论、扒带子,“扒得方兴未艾,已经开始挣钱了”。所谓“扒带子”借用别人的曲子,重新填词。“那是真有需求。现在一张唱片卖一两万张,不得了了,卖5万张,那就是‘大白金’了。那时候随便一盘带子,不卖百八十万盘,那都不好意思给人说。”甲丁回忆。
1984年,唱片业进入疯狂状态,文化部、广电部、出版总署三家批准的音像公司遍地开花。演员走穴,5块钱一场,开心得不得了。付林被文工团的老同志批评为“人贩子”,他却乐此不疲。文工团只能发挥他十分之一的产能。
甲丁的业务从写歌词扩展到为电视文艺晚会撰稿、策划,最后成为导演。社会对于文艺晚会有着强劲的需求,“不光是中央电视台要办晚会,全社会都在办”,“我们从‘文革’中走出来,整个民族在心理上都有创伤。用什么疗伤?歌舞升平。每一次大的社会动荡过后,文艺一定繁荣。全世界都是这样。”甲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1984年,围绕国庆35周年,中央电视台有三档重点节目:音乐专题片《九州方圆》、专题记录片《祖国的旗》、国庆文艺晚会《和祖国一起成长》。《祖国的旗》的解说词是甲丁写的。《和祖国一起成长》,他担任总策划和总撰稿,后来又成为总导演,他让上影厂的名演员向梅做主持人,在台上台下穿行,引出一个一个的节目。最后亮相的是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运动员。甲丁用到了父亲洪源教他的技巧:点睛那笔放在最后。
《东方红》首演20年后,《中国革命之歌》在中国剧院上演——这个剧院是为这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特意修建的。军队和地方超过1300名创作者参加了此剧的创作和演出。剧中有表现“十年动乱”的《白花舞》,以张志新为原型的独舞穿插其间。但《东方红》式的巨大成功,并没有在《中国革命之歌》身上重现,人们对其“褒贬不一”,批评意见认为它艺术手法不统一,缺乏动人的形象。
同一年,程桂兰参加了新兴的电视歌手大奖赛,但中途弃权。她发现,开赛之前,冠军和亚军已经内定,“唱得再好也只能得季军,丢不起那个人”,这是程桂兰参加的唯一一次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
1985年,毛阿敏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滚烫的咖啡》,同年3月,她考入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成为该团招收的第一个“通俗歌曲”歌手。
“一号人物要看的”
文工团的才子佳人各自想辙的时候,军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85年,官兵们穿了二十年的“一颗红星两面红旗”被八五式军装代替。从邓小平1975年短暂出任军委总参谋长时开始酝酿的裁军,在1985年变成现实。“百万大裁军”中,中国军队总人数从400.5万人减305万人,各级军区机关人员减少了53.6%,三总部机关人员减少将近一半,大军区由11个裁并为7个,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1个,师、团级单位4053个。原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武汉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西藏军区文工团等或被裁撤或并到省军区政治部文工团,一批“文艺战士”退伍到地方,其中有日后的著名导演冯小刚,当时他是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舞美队的。
1984年,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提出,部队要顾全大局,忍耐十年。大局是指“国家建设”,“忍耐”则指降低军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所以就出现了军队经商,军队自己养活自己。文工团是创收的项目之一。一时间文工团招尽天下戏子。为什么有那么多电视剧制作中心?好多有部队文工团话剧团的背景。”杨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部队倒是从来没有用文工团创收的硬性指标。而是把文工团当作军队和地方关系的纽带,让它担任起越来越多的社会交际功能。”付林说。
集体创作、佚名创作的时代结束了,准明星制出现在部队文工团。“最初我们自己培养人,‘第一代’吕文科、卞小贞;‘第二代’李默、苏小明、程琳;后来‘引入’了范琳琳、吕继宏,1992年又引入了宋祖英。”付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海政之后,总政从山东引进彭丽媛,从辽宁引进了董文华……1988年,海政文工团办起了电声乐队和青年歌手培训中心,实行一团两制,采取总监责任制,自负盈亏。一年之中,付林带着青年歌手商演八十多场。1989年夏天,他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几个学员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赶紧解散了学员班。
甲丁记得,1989年夏秋时节,“几乎是一夜之间,全国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成千上万的卡拉OK,大家开始没心没肺的娱乐。紧跟着卡拉ok的是洗头房”。
点名的次数是文工团兴旺与否的标志。“八十年代,一个礼拜点几次名,九十年代一个礼拜点一次名。再后来,文工团大楼进去鸦雀无声,排练室空无一人。”付林説。最先流失的是乐队,既然拿着卡拉ok就能走穴,就没人用乐队了,“不是大家不干事儿了,是没活儿可干。”
市场这个巨大的磁石,打破了所有文艺团体的运作方式。市场化之后,部队不仅要为军队服务,也要为社会服务,并且为地方演出的场次逐渐增多,甚至比部队演出还要多,“受市场化的影响,走到哪而都要钱,部队也接待不起了,吃住行都是问题。”付林回忆。
另一只形塑文工团的大手是电视晚会。以前文工团靠作品、靠电台播出、靠在部队演出中形成的口碑培养出名演员。电视晚会兴起之后,主流媒体的放大效应和部队文工团越演越烈的“特招”制度,让军旅明星的成长大大提速。反过来,在重要晚会上露面,再下部队,演员会更受欢迎。合力之下,上过春晚,在文化部得奖在每年文工团的综合评定中都算“重大贡献”,而重大贡献往往成为文工团破格提拔人才的指标。
社会变化的大势,造成了部队文工团一只脚在社会上,一只脚在军队“大劈叉”的状态。“不像过去是全心全意为兵服务,现在是间接为兵服务,我在电视上亮相了,文工团看见也高兴”付林説,这种状态让文工团很难按照以前的路线运转。让从1942年开始,部队文工团安身立命的准则——“为兵服务”,慢慢变了味道。
“上上下下都想‘玩大’,搞一台大晚会少则几百万,多则上千万。如此庞大的装置,如此多的技术手段,在下部队演出的时候根本用不着。于是那些能获奖的优秀节目反而跟部队越来越远。”甲丁说。
“文工团这些腕儿不是我们指挥的,是电视台指挥的。一台晚会只能上一个宋祖英、一个吕继宏,顶多再有几个小合唱。我一年为部队写不了十首歌。写得越多越麻烦。用你用他的?我们一个创作队伍十几个人,一台晚会用到你一首半歌就不错了。”付林说。
电视文艺晚会之外,每年的“双拥”和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成为文工团的重中之重。这两台晚会都是“一号人物要看的。”“双拥”晚会始自杨白冰军委秘书长的1990年代,老干部联欢始自徐才厚任内。
在一本部队内部编著的回忆录中,原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副团长金乃凡回忆:“1990年12月17日至25日,《全军文艺座谈会》在京召开。这是体现杨白冰风格的一场盛会。人数之多,时间之长,规格之高,气派之大,建军史上空前绝后。”
“记得有一天总政黄寺礼堂开完会转场到中国剧院看戏。由东往西经过天安门广场,十里长街上只见挂着煌煌军牌的大小车辆,由警车开道,首尾不见,延绵数里……”“会议经常组织看文艺晚会,让人极不舒服的是,观众入场坐定后,开始播放欢快悦耳的迎宾曲,全体起立鼓掌欢迎。首长们从贵宾休息室按官阶大小依次而出,坐定后熄灭场灯,晚会开始……”
也是在1990年,总政开始酝酿建党七十周年的献礼剧目《党的女儿》。这是杨白冰亲抓的剧目。女主角田玉梅的唱腔是为一位重要演员量身定做的,难度极高。后这位演员因身体原因不能出演,杨白冰把程桂兰被从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调入总政。之所以选择程桂兰,是因为当年的抗洪救灾表彰大会在南京军区举行,杨白冰参会之余看了一场程桂兰的个人音乐会,认为她的唱功、台风、个头、气质都足以胜任田玉梅的角色。这一消息在排练场上宣布的时候,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人们议论纷纷:“半路哪里杀来的程咬金?”
与晚会一样,献礼剧目对演员有特别的吸引力。一个演员如果不上晚会,就必须在献礼剧目中有所作为。毫无市场压力的献礼剧目,在技术上是极其精致和挑剔的。《党的女儿》的排练,杨白冰看过十几次,每次都提出细致的修改意见。从地方部队晋京的“替补”程桂兰,每天坐在排练场上默默记谱。剧团议论纷纷:“她行吗?”“她没演过戏,以前唱民歌的。”一次排练,全员到齐,主演没来,程桂兰上场,从头唱到尾,“一个音符没错,一节没脱”,最后一个高音结束时,全体排练人员起立鼓掌。从此,程桂兰在歌剧团站稳脚跟。
文工团,真的不需要了吗?
文工团演员曾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大量基层演出积累的丰富舞台经验。阎维文本来是合唱演员,在下部队演出中摔打出来,成为优秀的独唱演员。程桂兰在部队文工团服役四十多年,从每月六块钱的津贴拿起,去过东南西北各地的边防哨所,退休的时候是副军级。2000年前后,游戏规则改变了,文工团引进明星的价码越来越高,“咖级”演员一进部队就是师级、军级。
在文工团越来越“贵族化”的同时,下部队演出却越来越流于形式:“把一个团拆成好几个队,这几个到炊事班唱两首歌也算是一场,那几个到病房慰问一下伤病员也算一场……本来一个团分成很多的队伍,质量已经很打折扣了——不光是人员要分,器材也要分,所以就是凑合,拿两盏破灯、破喇叭就唱了。你说这是什么质量?一来二去,文工团的基层演出成了部队的负担了,你老那么对付它,它也知道你好不到哪儿去。”甲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作为主管业务的副团长,最让甲丁挠头的事情是在下基层演出中给“咖级演员”排班:“他走一趟穴得多少多少钱?这些人都是领导喜欢的,随便什么事他一个电话打到首长家里去了。”
“每个咖级演员,必须打理好三层关系:第一是电视台导演;第二是中宣部、中办、军办、总政等等舆论要害部门;第三是大商人。商人之所以愿意结交大腕儿,愿意资助他们到世界各地举办大型音乐会,是因为前两条。”付林説。
出任总政歌剧团副团长后,程桂兰曾有很多想法:“这个团这么多人,又有自己的剧场,可以搞男高音音乐会、四声部音乐会、周末音乐会、夏日音乐会……”,但所有的想法都无法落实:“我只是个业务副团长,没有什么决定权,连新招一个演员都没有什么发言权,有时开会讨论进人,别说是不知道唱得如何和演得如何,就连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主管领导说是上级领导的关系,这在当时也是一种特殊怪现象,而且还不是个例。”
1999年,付林写过一个长长的报告,建议海政学习1960年代的乌兰牧骑,把文工团组成小分队,配备现代化的设备和精干的创演力量,常年在基层巡回演出,跟战士无距离的接触。在次之前,他曾带一个八人小组赴南沙群岛慰问演出。八个人一台戏,走到哪创作到哪,把新鲜写好的歌唱给战士听,最后把演出录成带子,送给部队,结果大受欢迎。但他的报告却回应寥寥。同一年,付林担任全军文艺汇演的评委,他发现所有的节目都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审查造成同质化。
而部队文工团本来是可以做到各有特色的:“比如海军,就应该体现海洋文化,追求国际范儿。海军不能走黄土路。而芭蕾和杂技是广东军区文工团的强项,已经变成了共和国的一景,这种历史形成的风格就不要改了……”
在采访中,付林和甲丁都对俄罗斯红旗歌舞团和太平洋舰队歌舞团、甚至朝鲜人民军协作团表达了敬意。历经时代变迁,这些军中文艺团体仍保留着自己的特色,并成为国家的名片。
程桂兰觉得部队文工团是该动一动了,养的闲人太多,很多人常年没任务,拿着工资在家闲着,到年头该涨工资谁都不能落下。但她又不无怅惋之情:“其实每一支部队文工团都有自己辉煌的历史,都对各个时期的军队建设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要彻底砍掉着实让人心疼。”她怀念年轻时候参加的战士业余演出队,那时候为兵服务不是空话。“期待中央军委经过深思熟虑,能对部队文工团有一个符合国家和现代军队建设需要的合理安排。”程桂兰说。
付林的心情也是矛盾的:“我是带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向过去挥手告别的,向辉煌过的文工团致以青春的敬礼。现在把文工团跟提高部队战斗力直接挂钩太直接了。文工团应该成为一种软实力,代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化和形象。但如果只是把它当作宣传工具,那该舍就舍吧。”​​​​

踩过的脚印
 楼主| 发表于 2017-12-24 15:21:55 | 显示全部楼层
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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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1985年,毛阿敏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滚烫的咖啡》,同年3月,她考入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成为该团招收的第一个“通俗歌曲”歌手。” 有误。
现任上海轻音乐团副团长,首届中国金唱片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孙青老师,1984年底特招入“前歌”,她才是该团招收的第一个“通俗歌曲”歌手。

 楼主| 发表于 2018-1-21 20:41:24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在微博转发此文的时候指出,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招收的第一个“通俗歌曲”歌手,应该是1984年特招入伍的孙青。

刚才,该条微博转发得到了付林老师的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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