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掀起程琳的“盖头”来（发表于1995年6月）

马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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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振军


顶着炎炎烈日专程飞广州，谨带去亿万听众不尽的眷恋，倾浓浓乡情而恳切做深谈。终换来一代歌星坦露心扉--关于三起三落，关于“叛国潜逃”，关于与侯德健、吾尔开希的关系，关于政治问题……请读如下披露：
　　１９７８年岁末，一份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直接签发的“入伍通知书”，从首都北京飞向古城洛阳，飞到一个年仅１１岁的小姑娘手里：

　　程琳同志：
　　遵照国务院、中央军委（１９７３）９５号文件精神，经全面考核，现批准你入伍。望努力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印章）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尽管这份《通知》里有一多半的空话、废话，唱的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高调，但还是拉开了一个歌星诞生的序幕。发《通知》的人没想到，收《通知》的人也没想到，似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两年后，也就是１３岁的小程琳，竟成为一颗光芒四射的明星，照亮了当时灰暗的歌坛，照亮了海内外华人的瞳孔。
　　程琳成名了。
　　然而，无忧无虑的天真少年小程琳更是做梦也不曾想到，自从她成名的那一刻起到今天为止，她便再也没有摆脱过诬陷和谣言的厄运。诬陷象一支支利箭，谣言象一盆盆脏水，并且能很准确地选择和把握“火候”，在不同的时机向她发射和泼去不同“内涵”的利箭和污水。
　　反自由化时，说程琳唱的是“靡靡之音”；
　　倡导精神文明时，说程琳要高价，摔话筒；
　　“六四风波”后，说程琳叛国了，成了“吾尔开希夫人”；
　　当前国内繁荣昌盛、政治稳定，却又说程琳政治上有“问题”，不准登台……
　　这都是真的吗？这都是真的吗？
　　克制的程琳终于不想再克制，沉默的程琳不想再沉默！是接受香港著名音乐家黄沾先生“要对记者说真话”的劝告，也是被记者在盛夏酷暑专程从她的故乡中原腹地飞到南国羊城采访她的真诚所感动，象当年的程琳要唱歌一样，今天的程琳要把真情从头说起--为自己今后的路，为关注她的广大歌迷，更是为了向祖国母亲，程琳要向祖国的父老乡亲们有个交代。

上篇

　　歌声给她带来荣耀，记者给她带来烦恼。程琳的三起三落，每一次都由报上的文章引起。所幸的是，她受到了邓颖超的接见，她得到过胡锦涛的嘉勉……
　　广州的子夜，整个城市都睡了。
　　忙碌了一天的程琳，端坐在东湖新村的家中，开始进入被采访的角色。
　　“怎么说呢？我的名气基本都是我的演唱、我的音带、我的歌声给带来的，而我的麻烦，则都是记者给带来的。”国外做游子６年，程琳的成熟程度与她２８岁年龄极不相称，冷静、随意的神情就如同她纯情、随意的披肩发，尽管依然活泼、依然可爱，可那种阅尽沧海桑田、看遍千帆过尽的独特感受却时不时让他人能感受得到。特别是说起往事，她那种平静的语气就如同在叙述别人的故事……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穿着一身洁白水兵服的海政歌舞团二胡独奏演员程琳第一次作为歌手，精神抖擞地登上了首钢公司的万人体育场舞台，演唱王付林、任一平专门为她谱写的歌曲《爸爸巡逻去西沙》。当她刚吐出第一句歌词“天边升起了七彩霞，爸爸巡逻去西沙……”时，暴风雨般的掌声便扑面而来。那一夜，小程琳挣不脱观众掌声的挽留，一连唱了五首歌。一夜之间程琳便成名了。那一年小程琳才刚刚１３岁。北京的确是一块制造名人的风水宝地。
　　天真无邪的小程琳也沉浸在成功的巨大喜悦中，她拿着话筒，蹦蹦跳跳地奔走在首都的各大舞台上，边走边唱，边唱边舞，唱《小螺号》，唱《草帽歌》，也唱《盼红军》……
　　然而好景不长，时间仅仅过了两个月，在北京出版的一份国家级大报率先发表文章，不点名地对程琳进行了“大胆”的批评，说程琳的演唱有“挑逗”性。这家报纸，通常是被认为最有权威的。一时，应声者众。有人说程琳唱的是靡靡之音、颓废之音、色情之音，有人说程琳的台风轻佻。把《盼红军》唱得象“盼情郎”，更有人上纲上线，武断预言：“我们的战士听了这种歌会因而丧失战斗力的。”一时间，程琳不能登台演唱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言堂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还是在北京，一家不起眼的专业报《北京音乐报》对批评程琳提出了不同意见，旗帜鲜明地指出：对演唱风格要做具体分析。这时歌坛女伯乐、著名歌唱家王昆向程琳伸出了救援之手：借调程琳到东方歌舞团来。画坛一位泰斗级大师--李苦禅老师，经李谷一的推荐，听了程琳的歌后，连声称奇；同时，也对她不能登台深为遗憾。于是，苦禅老欣然命笔，一他特有的方式表示对程琳的支持：先画了一支漂亮的小鸟，站在一块石头上引吭高歌；又画了一支丑陋的螃蟹，似乎不服气地爬在石头下。还提词曰：“小程琳歌声天才洋溢，大有前途，赠以勉之。李苦禅八十四岁，一九八二年”。直到好多年后，程琳才理解了这幅画的深刻内涵，小鸟自然是指程琳了；螃蟹呢？当然是指那些自己不能干也不会干的人，最终不能淹没小鸟的歌声。“想不到，精致爱画意境美的大师能够领略音乐美的真谛”。今天，面对早已仙逝的李苦禅老当年的遗作程琳慨然喟叹。
　　在恩师、当时任东方歌舞团团长的老一辈歌唱家王昆等人的努力下，程琳终于又能登台了。王昆面对过早成名的小程琳，语重心长地对她说：“我把周恩来总理当年送给我的话也送给你：不要跟着别人走，要走出自己的路。”聪慧的小程琳掂得出这话的份量，她点点头，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小程琳跟随王昆率领的东方歌舞团，和远征、郑绪岚、成方圆、朱明瑛、牟玄甫等名扬海内外的歌手们一道，不停地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奔走，每到一处，都能在当地诱发一场“地震”，受到空前的欢迎。的确，观众热爱程琳的歌。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经东方歌舞团批准，程琳和刚从台湾回来不久的侯德健先生合作，拟在北京的一个庄重严肃的集会上演唱侯德健回大陆后的新作《你和我的明天》：你生在美丽的宝岛，我长在辽阔的中原，我们俩从来没见过面，却好像你就在眼前……侯德健弹吉它，程琳拉二胡，一唱一和，很是动人。当万事俱备只等登台时，却又节外生枝，某些有权威的人一拍脑袋，忽然想起程琳过去的“罪行”，头摆了几摆，便轻而易举地剥夺了程琳登台演出的权利。侯德健懵了，程琳更懵了……
　　转眼到了１９８４年的元旦，敬爱的邓颖超同志等中央领导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政协迎新会，在听完侯德健和程琳合唱的《你和我的明天》、《新鞋子和旧鞋子》等歌曲后，走上前去，表示肯定和赞许，还风趣地说要参加侯德健的合唱队，邓大姐在和小程琳交谈时，还特意向她爸爸妈妈问好！小程琳激动得心都快要蹦出来了。
　　很快，这一也许是微不足道的情节被有心的记者通过报刊报道了出去。“此处无声胜有声”，至此，有关对程琳演唱技法的争吵才算告一段落；一段时间内，基本在无人说三道四。
　　然而，如果程琳以为天下可以从此太平，那就又是大错特错了。一件小事，可以使一个人的命运变好；同样，一件小事也可以使一个人的命运变坏。大事是由小事酿成的，小事往往是大事的开始。人生，从来就是这么扑朔迷离，难以捉磨。
　　１９８５年４月，程琳和东方歌舞团的另一著名歌手彭康亮先生应邀结伴到西北名城兰州献歌。当晚，能容纳七千人的兰州体育馆里座无虚席，尽管黑市票价在当时来说是创纪录的每张高达８元钱，但“程琳迷”仍是慷慨解囊，踊跃争购。因为，观众喜欢她。兰州是程琳姥姥的故乡，程琳对这里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她准备为兰州的观众们多献几首好歌。
　　程琳没有带乐队去，当时也没有带乐队的资格；兰州的乐队与她所要求的演奏风格又相差太远，只好临时决定用伴奏带。结果，问题就出现在这盒伴奏带上。当程琳站在近万观众面前，向负责放伴奏带的音响师点点头，深深呼一口气，做好演唱准备后，伴奏带却迟迟放不出声来。台下的观众已经开始有些骚动。她急忙向那位同志打手势示意快放。当伴奏带终于奏响时，却根本不是她要唱的那首歌。于是，观众席上响起了起哄式的掌声，笑声……
　　１８岁的程琳毕竟太年轻，还没有过这种经历，她眼里噙着泪，放下麦克风亲自跑向后台去调音。可惜，麦克风通着电，着实地发出了一声尽管不响亮、但却足以让人听得到的、似乎是不满的嗓音。那一晚，她一连唱了五首歌，演出是十分成功的。一谢幕，当时的兰州市委书记就走到后台，对程琳大加赞赏：“你才１８岁，能应付这样的场面，真不简单。”在兰州的整个演出过程中，省市领导同志多次接见她，赞扬她为兰州歌舞团带来了生气，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当时恰巧在兰州视察，也在百忙之中接见了程琳，并亲切地叮嘱她要注意休息，注意保护嗓子，不要唱的太累，他还要求当地领导要照顾好程琳的生活。
　　一切似乎都很正常。但天有不测风云啊！不久，便出事了。先是两位记者根据首场演出中的所谓“摔话筒”事件写了一份揭露程琳“非法演出的老底”的内参，后是一家晨报登出了“程琳索要高价……”的报道。刹时间，全国多家报纸纷纷转载，“好汉死在证人手”。程琳要高价、摔话筒的时似乎板上钉钉，铁证如山。
　　“东方歌舞团”的布告栏里贴出了那份报纸。
　　程琳被团里责令检查。
　　程琳满腔愤懑却欲哭无泪；不可改变的，是中原人骨子里的倔犟：
　　“我没有错！”
　　“报上都登了，还能有假？”
　　报上登出的，恰恰也有假。可惜，当时人们普遍缺乏法律意识，不知道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程琳也不例外。否则，中国最大的名誉权官司将由程琳点燃，而不是六年后的李谷一了。再加上情窦初开的程琳，在与侯德健的合作中也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这本来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由于他们都那么有名，结果也招来了他人莫名其妙的不满和议论。
　　“程琳，你太不争气了！”
　　“程琳，你想毁了自己吗？”
　　终于，程琳与侯德健结伴南迁广州，离开了让她成名的北京，离开了让她伤心的北京……

下篇

　　“六四风波”后，有人说她潜逃了，有人说她叛国了；有人说她由“侯德健夫人”变成了“吾尔开希夫人”……然而，当她坦然而归后，却又有人说她有政治问题。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程琳风雨兼程地在歌坛上前行。尽管道路坎坷走的艰辛，毕竟，她没有被压垮，也没有任何力量能使她停下。
　　程琳到广州后加盟于刚刚诞生不久的太平洋影音公司，和李谷一、苏小明、成方圆等一道，成为我国第一代流行歌手。在“太平洋”，程琳出版了第一个个人专辑《童年的小摇车》，这盒音带发行量超过百万盒，给太平洋带来了滚滚财源，给程琳带来了声誉雀起。当然，在这前后，怔琳唱的《酒干淌卖无》，已是家喻户晓；程琳唱的《信天游》，则在歌坛刮起“西北风”旋风，被音乐理论界誉为具有里程碑和划时代意义。本文不拟谈论程琳在歌坛上的成就，在此就不多赘述。
　　程琳最后一次在全国的观众面前公开亮相，是在万众瞩目的１９８８年农历大年三十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在一群楞小子伴舞下，程琳唱了一首劲歌：《好小子》。
　　不久，国内发生了那场众所周知的“六四风波”。
　　由于一些在当前来说仍是比较敏感的事、敏感的人与程琳有关，所以笔者不得不把话题、把笔锋伸到敏感的区域。
　　程琳是在“六四风波”之后赴美留学的。于是便有人说她是“潜逃”、“叛逃”。真是这样的吗？
　　“不，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程琳的神情变得严肃，把问心无愧的往事，娓娓道来：
　　“其实早在１９８５年，我便准备赴美深造，并且具备了赴美的一切条件。为什么呢？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我在国内歌坛唱流行歌曲，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峰，要想再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我必须到外面吸取新的营养。但我当时没能走成，因为，爸爸那时身体状况很差（因患癌症，现已辞世）。妈妈、弟弟也竭力挽留我，所以我只好留了下来。
　　“到了１９８９年上半年，我与侯德健的感情出现了较大的裂痕，心情很不好，便于当年８月份离境。必须声明的是，我是通过合法的途径走的。当时我的行政关系放在广东省文化厅，而户口在洛阳，出国是经过上级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批准的。具体路线是有广州乘火车先到香港，当时有很多领导和朋友到火车站给我送行；又从香港乘飞机到澳大利亚，在法国逗留一段时间后才又到美国。你说，这算‘潜逃’、‘叛逃’吗？”
　　只身闯荡到美国的程琳，一心想调整一下自己纷乱的思绪，只想坐下来，静下来，老老实实地读点书。美国没人知道她是来自大陆的大明星，她也不想让美国人知道这些。很长一段时间内，她甚至不跟演艺圈的老朋旧友们来往。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体验一下清贫大学生的心情也是很愉快的事”。
　　在美国，她和几个大陆去的女孩以及一个日裔女孩合租一套公寓，还买了一部玲珑别致的三菱牌小轿车。白天，到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佛乐敦分校攻读现代音乐理论和舞蹈，傍晚，拉拉二胡自娱自乐一番。有时也会到附近的歌厅一展歌喉。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练声。总之，生活不是十分奢侈，但也不是别人想象的那么清贫，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充实而快乐。特别是有一件小事，令程琳最开心：有一天晚上，她和另一名女友结伴到洛杉机一家著名的舞厅玩，正好碰上那里正在举行双人舞蹈比赛。童心十足的程琳便怂恿着女友一块报了名。谁知，她们竟战胜了许多专业舞蹈演员和许多素有跳舞基因的黑人选手，过五关斩六将，不仅进入了决赛，而且最后还夺得了第二名！
　　那一夜，程琳笑得很开心，笑得直不起腰，笑得躺在席梦思上直打滚……她比是因为得了奖品、奖金，而是因为她又发现了自己潜在的舞蹈才能，对自己的实力有了新的认识，对自己的未来又充满信心。
　　然而，平静的生活并不是因为你自己想追求平静便能获得的。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人声鼎沸、嘈杂纷扰的世界，凡人想寻一块世外桃园都难，名人更是百分之百的不可能。而程琳，又是名人中的名人，名人中的女人！
　　１９９１年底，一篇有关程琳的“花边新闻”在我国东北“诞生”了。原文的标题可能很多人已记不清了，但读者都记住了它的要害内容：“程琳嫁给吾尔开希了”。吾尔开希是何许人也？恐怕二十岁以上年龄的人都不会陌生。“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时间，转载的浪潮如惊涛拍岸铺天盖地而来，打得远在大洋彼岸的程琳不知所措，打得近在故土洛阳的程琳的妈妈李淑梅老师、程琳的弟弟程育难以出门。那么，这篇文章又写了些什么呢？还是原文照录几段吧：
　　“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９日，侯德奸与程琳为了一笔８万元现金的去向而吵闹不休……侯德健向曾被自己轻蔑地称作‘吾儿没拉稀’的吾尔开希怒斥程琳卑劣行径”。
　　“吾尔开希一听，满口答应去做工作”。他在电视上见过程琳，即为其容颜倾倒，……吾尔开希托人去问候程小姐，程琳很快收到了问候，她对传话人只讲了两个字：“讨厌”……
　　“两个月后，程琳忽然接到吾尔开希从巴黎打来的电话。她深知‘士别三日’的道理，何况自己也在‘难’中，爽快答应见面。吾尔开希急忙飞到澳大利亚。那一晚，俩人便如胶似漆，而且大叹相见恨晚……”
　　“次年３月，程琳索债（指向侯德健）无望，便正式飞往巴黎，侯夫人终于成了吾尔夫人。”
　　文章最后还总结道：
　　“侯、程的闹剧至此落幕，但吾尔开希与程琳的闹剧恐怕刚刚开始。”
　　据最保守的估计，该文在首发后的半年时间内，最少被国内外２００家以上的报刊转载，这究竟刮起一场多大的旋风，读者的心里应该是有数的。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能说明也能证明一切。我们相信程琳不会干出有愧于祖国人民的伤天害理事。同时，也不想打扰她。”
　　在记者恳切表示想知道程琳本人的态度的情况下，李老师用电话向程琳转达了这层意思。很快，笔者和国内个别报刊的记者收到了程琳从美国发回的一份传真：

记者朋友和家乡的观众们：

　　你们好！我知道这两年许多朋友非常关心我的生活和去向，多谢你们的关心！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攻读现代音乐，同时学习现代舞蹈，当听到家乡受灾的情况后，我恨不能马上飞回祖国家乡，为这片养育我的土地做点什么，但由于我学业在身无法回国，我和几位在美国的艺术家包括朱明瑛、吴天明在洛杉机组织了赈灾义演，尽我们的微薄之力。
　　我目前的学习很忙，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重新回到家乡的舞台上。
　　祝一切顺利！

　　　　　　　　　　　　程琳　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５日　美国洛杉机

　　在这份传真中，出于一种策略的考虑，程琳只字未提与吾尔开希的关系之类的话；但同时，她也表明了自己的现状和心迹：程琳情系祖国，心系故土！与吾尔开希不仅没有走到一起，而且走的不是一条道！
　　可惜，这种声音在当时何等的微弱啊！微弱得惊不飞一只小鸟，惊不落一片秋叶！
　　这不是程琳一个人的悲哀，而是全体国民的悲哀！事情坏就坏在新闻界内部明哲保身、装聋卖傻、人云亦云、得过且过的编辑记者太多、太多。
　　今天的程琳就坐在我面前，她将讲些什么呢？
　　“若按我过去的脾气，我非要上法庭起诉这篇文章的作者不可，并且必胜无疑。但现在我已经不会再这样做。一是人生苦短、前途难卜，比如发生在日本神户的大地震，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人说死就死了，比如歌坛上的邓丽君大姐，才４２岁，好端端的说完就完，所以人活着的时候，还是多干点有意义的正事为好；二是我经过这么多年流离颠沛的生活，大红大紫过，也大起大落过，已经具备让别人说三道四和对飞短流长的心理承受能力，无所谓的；三是谣言终究是谣言，没有什么生命力的，已经不攻自破了。”
　　“那你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呢？”记者问。“可以。”以下是程琳的自述：
　　“首先，我和侯德健不是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９日因为８万元钱吵了一架之后分手的。我和侯德健之间有争执、也有争吵，但从来没有因为钱吵过，我俩正式分手，是１９９１年侯德健到台湾后与在美国的我通过电话交谈后，友好分手的。
　　“‘六四风波’刚过时，我们这些先到国外的人，对国内一些变化确实了解得十分不够。所以对后到国外的人都是比较热情的，不仅我是这样，别的人也是这样。先来者关照后来者，这也是中国人一向的传统。在这种前提下，我跟吾尔开希确实见过面，也有过接触，但从来没有亲昵的接触和超出普通朋友的交往。某人的文章中写的什么第一夜两人便如胶似漆，而且大叹相见恨晚，这都是哪里跟哪里啊！感情之间的事，只有当事人才有发言权，甚至当事人也难以说得清楚，外人岂能洞察秋毫？什么‘如胶似漆’、‘相见恨晚’，这种写法，纯粹是捕风捉影，好像作者本人就躲在窗外偷看、偷听一样，真是可笑又荒唐，离奇又无聊。”
　　“我跟侯德健谈了几年恋爱都没有正式嫁给他，怎么可能跟吾尔开希一见面就成了‘吾尔开希夫人’呢？什么叫做夫人？‘夫人’就是‘妻子’，就是已跟某人形成了合法的婚姻关系。而结婚，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是要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和经过必须的程序甚至要举行必要的仪式的，有关的档案、文件也是要记载的，岂能像儿戏一般，由某人根据自己的胡乱猜测‘宣布’一下就完事？如果打官司，单凭这一点，我即可大获全胜。”
　　“吾尔开希在国外的做为自然由他自己负责。不要说我跟他只是一般地见过面，退万步说，即使我真成了‘吾尔开希夫人’，他做的事也不能记到我的头上。不准搞株连，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的。况且，我在国外除了学习之外，做的都是有益于祖国和人民的事。”
　　的确，喝洛河水长大的程琳，始终未忘祖国母亲的养育之恩，始终怀有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
　　１９９１年初夏，我国华东数省区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特大水灾，成百上千的人死于水患和病疫，成千上万的人因家园被淹而露宿于荒郊野外。华东在告急，同胞在哭泣！
　　在美国“两耳不闻世间事，一心只读音乐书”的程琳，得知祖国的灾情已是七月份了。适时，她也正处于灾难中：因跳舞扭伤了脚踝，因车祸碰伤了脖子，终日躲在洛杉机的公寓里静养。但是，得知发生在祖国的不幸后她便再也躺不住了，她让女友将她扶上车，找到吴天明，找到王姬，找到所有能找到的中国著名艺术家和艺人，紧急商定举行赈灾大义演。
　　很快，一切就绪。赈灾的首场演出是程琳到美国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中国外交部驻洛杉机总领事夫妇也特意到了场。程琳在演唱会上唱了《酒干淌卖无》，唱了《一无所有》等悲伤的歌曲，唱得观众泪流满面，也唱得观众慷慨解囊。整个赈灾义演活动非常成功，也筹得了数目不菲的款项，通过有关途径送到了祖国，送到了灾区的父老乡亲手中。国外和港台的报刊、电视对这次赈灾义演活动给予了充分的报道，可惜国内的读者却很少有人知道此事。
　　“您能不能谈谈你跟侯德健之间的事呢？”
　　程琳犹豫了一下。显然，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最终，她还是开了口：
　　“我跟侯德健恋爱时才刚刚１８岁。有一句很精辟的话，叫初恋时，不懂爱情，那时，我所经历的便是初恋。一起成功的爱情双方肯定都是对的；相反，一起失败的爱情双方都有错。我跟侯德健之间的失败，便很难说得清是哪一个人的过错。”
　　“侯德健是一个很有个性，很有才华的青年。当初在台湾他本来是学电脑的，但最后却爱上了音乐。当完成学业后同学们纷纷经商或出国留洋时，他却扛着一把吉它回到祖国大陆。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认为他创作的《龙的传人》、《熊猫咪咪》等歌曲是可以传世的。”
　　“我与侯德健之间的差异主要是文化、年龄、阅历上的差异，而不是因为婆婆妈妈的生活琐事。当时我认为他这人有点怪，比如他在国内时对很多事情不适应、不习惯，却偏偏跟一些白发苍苍的老知识分子有很多共同语言，没事时总爱跟他们扎一堆神聊神侃。我曾形容他像一只猴子，有时突然跑到树上半天不见踪影，有时又突然蹦到了我眼前。”
　　“侯德健也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我们分手后他写过一首歌叫《小石子》，把自己的感受比作鞋中的一粒小石子，别人不知道也看不见，而那种滋味只有自己清楚。１９９２年他不知听谁说我在美国的生活拮据，就主动寄了一笔钱给我。尽管我并不拮据，但接到钱后我仍然很感动。”
　　“我和侯德健分手后在没见过面，但偶然也有电话联系。爱情不成友情在嘛。如果有机会，将来我们还会再合作的，并且肯定能合作得很成功。”
　　从前年１０月至今，程琳回国已经一年多了。一年来，程琳都做了些什么？或者准备要做些什么？为什么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呢？真的是政治上有问题吗？
　　不，程琳政治上是清白的。她至今拿着中国的护照，仍是中国的公民；如果她有问题，有关方面也会通知她的。况且，对她，既没像对韦唯那样做内部的处分，也没有像对江姗、史可那样搞公开的“封杀”。相反，她回国的消息很多党的机关报、团的机关报等报刊都做了充分的正面报道，与其他的一些艺术家悄然而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家文化部直属的东方歌舞团现任团长高志平也频频向她招手，热切期盼她重返“东方”，再振“东方”团威，再扬“东方”大名。
　　但是，也确实发生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今年初，上海东方电视台主办义演文艺晚会，程琳专程从北京抵沪，但最后却没能上台。理由是：晚会的时间安排太紧，不够用。今年６月１８日，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神奇的女人》文艺晚会，程琳专程由穗抵京，但最终也没能上场。理由是：因为“特殊的原因”。
　　对此，程琳表现得很超脱，很大度：“有些事，人们对它有误解或一时难以理解，是完全正常的。对别人一时难以接受的东西，想马上说清楚效果并不一定好。况且，我不赞成突然的窜红和一程一地的得失。跟世界上一些生前贫困潦倒、死后多年才被人们接受和承认的著名大师相比，我已经是非常非常幸运了。所以，我想的开。何况，我还有很多别的事要做，兴趣不仅仅是在唱歌上了。”
　　唱歌是一种天才，经历是一种文化，挫折是一笔财富。程琳拥有天才拥有文化也拥有财富：她要做一个“国际音乐人”。用黄沾的话来说，怔琳已具备了“国际音乐人”的必要条件。她自己作词、作曲、演唱，投资２００万元港币灌制的个人专辑《回家》，便是牛刀小试、锋芒初露的佐证。音乐界的权威人士听完后评价说：它越听越没味，越听越有味；越听越单调，又越听越复杂，能从人的灵魂中进去，又能从人的灵魂中再出来，这一进一出便引起了共鸣，留下了印象，让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这盘带子已在粤、沪两地卖出二十万盘，销路看好，正一路北上杀将过来。
　　程琳说，出国这么多年，我确实喝了不少“洋奶”，接触、学习并融化了不少外国先进的东西；回国后，我争取多做一些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的有意工作，若能起到桥梁和媒介的作用，她将会感到很开心。此外，当前她还在参与筹备“王昆师生演唱会”，准备下半年在广州或北京举行。说起王昆，程琳禁不住泪光涟涟。她说，当年我特别羡慕她有那么多好衣服，经常傻乎乎地问她：“王昆老师，您什么时候死啊？”因为我想在王昆老师死后“鲸吞”她的漂亮服装。想不到，转眼之间，王昆老师已是７０多岁的老人了。王昆师生演唱会也许是王昆今生今世的最后一次辉煌。远征、朱明瑛、成方圆、索宝丽届时都要参加，“我也一定要参加的。否则我将抱憾终生。”程琳说。
　　“洛阳亲友若相问，程琳的绣球抛向谁？”最后，我又一次把话题引向了程琳的感情“禁区”。
　　谁知程琳未加思索，便巧笑对答：“你回去这样说吧，程琳的‘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把玉壶，就是我目前从事的音乐事业。”
　　程琳告诉我，在她的身旁，当前的确不乏追求者，有黄人、白人也有黑人，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有从商从艺也有从政的。“不久的将来，我肯定是要结婚的，不替我自己着想也得替我年届六旬的妈妈着想。但是，眼下，起码是近两年内我是不会考虑这个问题的。不是因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是当前确实顾不上。”
　　我和程琳前后共交谈了六个小时，沉琳谈的很多也谈的很生动，很形象，很精彩；可惜我的文学功底有限，不能很完整、很透彻地表达她的原意。不知这篇短文，揭开了程琳的“盖头”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