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谷一：“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马哥

          “议论象一面镜子”



“谢谢‘谷一之家’的朋友们给我提供了这样多的信息。社会上有‘褒’也有‘贬’的议论，对我来说有‘喜’也有‘忧’，象一面镜子，告诉我哪些做得对、做得好；哪些没做好或者做错了，要注意、要改进。

一个演员，持别是名演员，基本生活在公众的放大镜之下，生活在多元化的舆论监督之中。这对演员增强自律意识、规范自身行为是好事。

但，一位演员，持别是名演员，虽然表面看着出人头地、风情万种，却也有不少难言的苦衷。”





          “常常遭遇尬尴和难堪”



“在参加各种演出和社会活动时，都会有大量的观众、歌迷要求签名、合影。这样的事还渗透在日常生活中，到商场、餐厅、机场这些共公场合被认出来后，甚至来我家维修电器的技术人员，送书信的邮递员，施工的民工，当知道我是李谷一时，也要拿出纸或本，请你签字。

作为一个演员，人家能请你签名、留影，说明广大群众对你的尊重、爱戴，说明人家惦念着你，愿把你的形象和笔迹存入他们的记忆中。我也一直抱着虔诚和认真的心理，尽力满足大家的要求。几十年来，我在社会上留下的签字、影像，少说不下百万件。

当然，面对诸如此类的事情，也常常遭遇尬尴和难堪。就说到外地演出，我们演员的一般规律是在演出当天乘较早航班飞往目的地。要乘车到机场，提前一个小时办手续、等侯，又经飞行时间、到达后再乘车，这段行程至少也需四、五个小时，如果是远途或碰上航班延误，多则十来个小时。往往赶到目的地，连宾馆都去不了，拖着行李箱直奔剧场走台、试音响，十分紧张和劳累。

走完台来到宾馆，方未喘息，时有当地‘几套班子’的要员或者是主办方的领导们，在恭谦的工作人员与摄像机、闪光灯的簇拥下，前来‘接见’或‘探望’。接着是“接风”宴会，繁冗的礼数，诸多的祝辞、往返的敬酒，一盘又一盘根本吃不完的当地风味菜肴，时间成小时的流失掉。这种宴请，令人更累，食无甘味。有几次，我因不去吃这顿饭，结果落下‘耍什么大腕儿，架子比我们领导还大！’等说词。

作为一个演员，要以严肃的态度从事艺术，要以负责的精神对待观众。演员一旦开始化妆，就是进入工作状态。一边化妆，一边要反复默习晚间的曲目，琢磨手眼身法步的表达。化完妆，需要独自安静一会，酝酿情绪，吊吊嗓子，这是最怕打扰而最容易被打扰的时段。许多人不了解演员的工作规律，不知通过何种关系进入后台的观众，一拨又一拨地挤进演员的小小化妆间或休息室，要求签名、合影；快要上场走向台口时，仍有人追着要求签名；甚至当站在侧幕边，还有当地伴舞演员和后台工作人员挤上来抢拍合影。这给一个演员，带来许多的心理干扰和负担，搞不好会在演出中忘词、出岔！

尤其是，演出前最需要养精蓄锐的时候，有些记者围着你采访、拍照、摄像，并提问‘您第几次来这个城市？’‘对这里的变化有何感想？’‘您感受到这里观众的热情吗？’之类的一堆套话。从下飞机到剧场，根本没机会去看市容，又没来得及与大多数观众接触，况且上台前满脑子是歌曲，怎么应对这些问题？稍不周全，有的记者在博客中说：‘李XX摆大腕儿的架子！’‘因为没有先采访李XX而采访了其他演员，她心中不高兴’等等。

演出完，才是接触观众最频繁的时候。尽管经常是身上的服装都被汗水湿透了，但完成演出任务后的心情是轻松的。观众们有时是排着队，有时里外三层围的密不透风，有送花的，有请求签字的，有凑上前来合影留念的。不可开交时，主办方动用警察、保安来维持现场秩序，保护大家与演员的安全。面对这样热忱的观众，要几百次的反复不停地签写、要不断地改换姿态等着闪光灯的冲击。然而，这种情景是舞台演出的延续，是比掌声、欢呼声更为深厚的勉励，给我了一次又一次感动。

但是，在签字时，我看到递过来的纸头是撕开的烟盒，碰到过写也写不上字的食品内包装纸。有的人一脸油光，满嘴酒气，还有的口叼牙签，非要跟你合影、让你签名。回到宾馆后，有许多住客和服务人员在等候着，又是一轮签名、合影。时至半夜已经躺在床上了，还会有电话铃、敲门声使人难以休息。难堪的是，待穿衣打开门后，出现过可能有点权或有点钱的先生，用食指指着你：‘李谷一，出来跟我照个像！’。当你悖逆上述的某些要求后，在网帖上就被指责为：‘拒人千里之外的大牌作风’！

有的人以‘耍大牌’作为评价演员艺德的底线，稍不如意就以此来非议你、指责你。要知道，每次看到这样的议论，我内心都要经受委屈的伤痛。名人要具备谦逊、热忱的品德，但名人也有与大家一样的自尊和选择。”

“我为什么还要站在舞台上”



“我今年六十多岁了，表面看倒也健旺。可是长年来疲于心而惫于身，已是身心疲惫，特别想歇下来。但我为什么还要站在舞台上，还要出现于社会活动的平台上？

我从艺四十多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观众的支持。没有观众的呵护、激励，我或许在文革中就‘消失’了，或许在批《乡恋》时就离开了舞台，就不会有今天的李谷一。大家的支持对我来说是什么？是永生不忘的恩情！

或许注定要与这舞台难舍难分，我觉得我一生欠大家的太多、太深厚，一辈子、两辈子都回报不完！我没有别的本事和专长，只能靠唱歌以及相关的活动，与大家心灵相守，来偿还大家的恩情。

有人说，我‘已经不能唱了’，暗示我在‘作假’或‘作秀’。现今与80年代、90年代相比较，我的声音条件是已不如前，这是任何人都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使然。但现实，除了一些电视节目为了录播效果统一，要求使用‘还声带’外，而绝大部分演出，包括电视直播的晚会，我一直是坚持真唱的，尚没有注水、作假的必要。当真的不能唱的时候，我会辞别这个舞台，因为要操守一个演员的人格和艺术道德；因为要为观众、为自己存留完美的艺术形象。

也有人说，我是在‘装嫩’。这倒有点。演员们在镜头前、舞台上都会化化妆、换换装，尽量把自己打扮的比生活中年轻些、漂亮点，这是对艺术效果的一种追求，是对观众们的一种尊重。在诸多演出之中、采访之时，我从未隐晦过自己的年龄，开诚布公于大众。有许多人说我不象这把岁数的人，要显得‘年轻’，我听到很高兴。因为年轻，是人类心灵始终追求的特质。

还有人说，我还在舞台上是‘为了钱’。

通过自己的劳动付出获取合法报酬，是应当的。钱，对我来说与大家一样，是重要的，但它不是我的唯一追求。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是我艺术上比较红火的阶段。那时，一场演出要唱l0到12首歌，经常一天要演出两场。我曾经在中央乐团综合队连续40多天里演出70多场；这4O来天，包括异地奔波的路途时间。有一段我累的、唱得声带出血，每天要打6针来维持演出。那会儿，我的工资开始每月48元，六年后提到53元。一场演出补助3块饯，后来才逐渐增至5块饯。配唱一首电影插曲为160元，团里须提取七成，自己仅得48元。录制盒带，一首歌40元，团里要提走三成，个人拿28元。中央乐团综合队的头头看我接连不断的演出、录音实在太辛苦了，并给团里创收很多，提出增加我的演出补助。拿到团里的会上一讨论就被否决了。这事没有引起我任何思想波动，一如既往地完成各项演出任务，依然奋力地追求着艺术上的创新。

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从我的年龄段、从我的艺术积累、从我形成的知名度，若要为了‘个人’发展,己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客观条件，完全是获取自己‘名利’的巅峰期。在相当一个时段里，社会上组台的而不是文艺团体公派的有偿演出，被称之为‘走穴’，当时给我的开价是大陆演员的之最，是其他知名演员的几倍。但是，我没有为自已的利益去奋斗，整整十四年全部奉献给了中国轻音乐团。我不仅舍弃了自己的利益和功名，而且付出了无以补偿的年华、身心。那些年代，‘艰苦奉献’己成为推动人生前进的惯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深化，确实给演艺界部分人带来较好的收入。十几年来，特别是辞离领导岗位后，我也有了一些积累。自己买了房子，而且支撑着我的家庭，包括在长沙的九十多岁的老父亲的生活能够维持在小康水平。这是我们这代人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富裕生活，己经使我很满足了！现在，除了商业性演出必须要付劳务费外，其它演出给报酬也好、不给也好，无须再计较。我心中最重的是能永远与观众们在一起！


“当我退出舞台时，是安心和甘心的”








“近半个世纪，我虽然走过了南北西东，但中国太大了，还有许多未曾亲眼目睹过你的观众们，期望与你近距离的接触。不管你的声音是否还清脆、甜美，不管你的容颜是否还青春、美丽，因为你曾经是他们心中的记忆，你的歌声会给他们带来苦辣酸甜的回味。他们依然惦念着你的音容笑貌，正如我渴望着回报他们的恩情一样。



我知道，出于种种原因，有些人不喜欢我，有的甚至反感我、辱骂我。人生在世，那会不被非议和抵触？！特别是一个长期出现在公众平台上的角色，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环境里是必需承受不同观点和情绪的抨击！我曾用湖南俚语形容艺术旅途：要喫得苦（要吃得了苦）、耐得烦（经得起干扰和寂寞）、霸得蛮（要有自信和毅力），还要加上一句：“经得骂”。这是人生的炼狱，要炼就强壮的心理。



坦诚的说，当我出现在那些不愿看到我的朋友中的视野时，请你们就不要看、不要听，免得生厌，应去寻求能给自己情怀带来愉悦的形象和歌声。



我曾想过，也许在近期的一段时间内，我还会出现在舞台上和公众场合，因为我要回报的是那些仍在与我心灵相守、支持和怀念我的人们！待到大家不再需要我的那一天，或是我累倒在舞台上的那一天，才是我艺术人生的终点。



然而，自然法则是衡动的。我总会有一天唱不动了，那怕就在明天，当我退出舞台时，是安心和甘心的，因为我为大众、为艺术尽了最后的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