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王团长和“她的”团

马哥

王昆治下的东方歌舞团，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官办歌舞团的一枝独秀。这个团的治理模式是无法复制的，独属于王昆。第一，所有官办歌舞团，大量演出国外节目只有东方歌舞团可以，由周恩来总理确定的建团目的，所以他们家天然有资质；第二，老延安在不少院团当一把手，但是所有的老延安在纳新意识上没有一个人赶得上王昆；第三，家属给力。周副部长在岗位上，还是很管用的，倒不是说他亲手给了东方什么，而是无形影响。王昆带出来的东方歌舞团，可说得上是恩泽后人的一棵大树。文化部改革直属院团，歌舞表演板块重组，用“东方”这个招牌作为改制后演艺集团的字号，显然是因为“东方”的号召力。王昆健在的时候，劳心费力把自己的作品整理了一下，出版了全集。全集的文案册子里有一篇文章，叫《我和东方歌舞团》。虽然里面说的事儿，有一部分曾经通过其他人的角度描述过，但是王昆老团长亲自一说，分量还是不一样的。感谢订阅号“经典民歌”的整理，我转过来。原文地址：王昆：我和东方歌舞团

我和东方歌舞团文 | 王昆1962年1月13日，东方歌舞团正式成立。东方歌舞团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策划、创建的，团名由周总理亲自审定，主要演员是在周总理大力支持下从全国各省及自治区的尖子演员中选调而来。当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代表周总理参加了建团典礼。在组团之际我被调来担任艺术委员会主任、独唱演员。建团演出时东方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和乐队演奏员都二十来岁，表演的节目大多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间歌舞，也有中国的传统保留节目，多姿多彩，新鲜活泼，充满着青春活力和盎然生机，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建团演出一举成功，迅速获得了社会的承认。1964年我国演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主要演员中有五位是东方歌舞团的。她们是阿依吐拉、崔美善、莫德格玛、刀美兰和我。当年东方歌舞团成员共七十多人，有五人是全国人民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全国陷入了“文革”灾难之中，“四人帮” 诬蔑东方歌舞团“没有必要”节目是“轻歌曼舞”。在她团龄只有四岁时建制被撤消。我被打成“黑帮”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后来又被江青“晋升”为“香港特务”、“现行反革命”，三年多的时间，周总理不知他亲手建立的“团”到哪里去了。1969年10月15日，周总理在观看我国北京杂技团为坦桑尼亚培训的杂技学员汇报演出时，见到当天主持节目的原东方团舞蹈演员李亚媛，立即驻足询问：东方歌舞团怎么样了？同志们现在在哪里？并且谆谆叮咛说：“东方歌舞团的名字很光荣，你们要保持东方歌舞团光荣的名称。”那时四人帮”正在全国疯狂夺权，迫害革命干部，东方歌舞团的人员被赶到军队农场劳动已经三年之久了。总理的话极大地鼓舞了灾难中的“东方人”，相信东方歌舞团总有天会重整旗鼓，恢复建制。文革结束后，经过演出的锻炼，很快我的嗓子恢复到“ 文革”前最好的状态。那时社会上流传一句豪言壮语：“ 把失去的十年夺回来。”从1976年10月至1977年9月差不多一年的日子里，我都是在北京各大体育馆、剧场以及部队、工厂之间频繁地跑场演出。我已数不清自己演出了多少场，只为自己从一个“黑帮”身份变成一个被人民需要的人，兴奋不已日夜难以入睡。那年我已52岁，但我却有用不完的力气，心里编织着许多许多今后将如何为人民歌唱的梦。

文革后坚持表演的王昆东方歌舞团恢复建制后一年，我意外地被委任为团长兼党委书记。历史把我推到这个自己毫无精神准备的岗位。为恢复和增强东方歌舞团的艺术活力，国务院李先念总理及文化部特别批准了可向全国范围招收优秀艺术人才进京的70个名额。重新组建的东方歌舞团的成员大部分年轻、单纯，新领导班子及中层干部充满朝气，是个好的队伍。这使我产生了信心，我多么迫切地企盼着东方团能尽快重放异彩、再现辉煌啊！八十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已经开始涌动：这个时期，东方团出国访问的机会较多，使我较早地获得了用比较的眼光向外部世界学习的机会。我预感到，在新的历史时期，艺术这个精神产品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必须郑重对待的新的课题。东方歌舞团必须拓展新的视野，开拓前进。我在团里提出东方歌舞团应尽快地具有“观众意识”、“市场意识”、“明星意识（当时叫名演员意识）”、“ 精品意识（当时我叫它 ‘质量的竞赛’）”。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到表演艺术必须和观众新的需求和审美意识紧紧地贴在一起。歌唱是能最直接、最快速、最广泛地贴近观众的艺术门类，这是我在刚粉碎”四人帮“后的一年（1977年至1978年）中，面对了几十万观众演出之后得到的启发。因此我把培养新一代歌唱演员当作我上任后的当务之急。十年中我们团先后推出了十几位在全国有名气的青年歌手，如：远征、郑绪岚、朱明瑛、成方圆、牟炫甫、索宝莉、程琳、李玲玉、郭蓉、俞溆琴、吴小芸、陈俊华等。他们的演唱各有特色，却又都能做到既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又有时代审美特点。

远征进团前只读过半年音乐学院附中，投考东方歌舞团时由于紧张，未能完整地唱完一首歌。但她嗓音中那圆润甜美的品质在半首歌中已显露出来。进团后经过稍许训练，她成了一个非常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青年歌唱家。她嗓音的形象有些像中国的年画，大红大绿，鲜鲜亮亮，火火辣辣。远征的红歌“我爱金色的北京”（多数人没听过）远征演唱的那首《啊！左江》东方歌舞团远征翻唱的《橘颂》

郑绪岚的演唱也具有浓郁的中国味道，但她和远征大不相同。郑绪岚的演唱风格含蓄、婉转、淡远、轻柔。她在演唱马来西亚与泰国民歌时，首先表现出了自己的这种歌唱素质。后来她演唱作曲家王立平的《太阳岛上》、《牧羊曲》两首歌以及《阿根廷，请不要为我哭泣》（音乐剧《艾维塔》主题曲）之后，这种素质得到拓展，郑绪岚来团前是天津第一阀门厂磨工车间的一个徒工，业余爱好唱歌。我到天津对她进行考试时感到她音量虽小，但语言能力很强，乐感也好。刚进团时，她还很羞怯，团里的乐队指挥曾善意地形容她“像个童养媳”。我给她练声，练台步，她还因一时做不到急哭过。一旦给了她上台的机会，使她面对观众，她很快成了一个有别样色彩的青年歌唱家。施光南作品 |郑绪岚唱《多情的土地》录音分享-郑绪岚单曲《漫步黄山》郑绪岚版本——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唱片：流金岁月-郑绪岚精选1983年“就让它像一首歌”，侯德健吟西湖

朱明瑛在”文革“前是本团舞蹈班的学员。我被造反派拘留时，朱明瑛被派到我的单人禁闭室当”看守“。夜深人静时，我俩订了”狱中师徒之盟“：约好有朝一日我被”解放“之后，教她唱歌。果然，东方歌舞团重整旗鼓时，她裁歌教舞的才能充分得以发挥，成为全国著名的能歌善舞能的演员。朱明瑛的歌朱明瑛演唱《孤独的牧羊人》现场录音朱明瑛 丑末寅初朱明瑛独唱歌曲专辑-明亮的眼睛朱明瑛-独唱歌曲集

成方圆

程琳成方圆和程琳原是兄弟团体的二胡演奏员，来东方团之前她们的歌唱才能已在社会上有了影响，只不过她们各自的单位都不需要，也不允许她们这种风格的演唱。到东方团后，经过本团声乐教员的训练，音域得到扩展，声音的持久力也得到加强。她们在观众面前各自建立了自己的艺术形象。成方圆与程琳的歌成方圆与刘畅《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电视片原声《蓝天上的云》，王洁实谢莉斯给成方圆伴唱
俞淑琴

吴小芸俞淑琴原是京戏演员，吴小芸是在上海师范大学学大提琴的，她们在东方团的演出中刚崭露头角--俞淑琴唱的内蒙古二人台及吴小芸的《我多想变成一朵白云》已经引起观众好评，并准备继续为她们鼓掌时，她们却去了国外，分别在澳大利亚及日本成为名演员了。俞淑琴和吴小芸的歌夏季周末单曲▶黄自的《采莲谣》陈瑜&俞淑琴两版“我多想变成一朵白云”本是电影插曲文艺甜美

李玲玉本是越剧演员，在吐字行腔方面有灵气。她唱民族歌的流行歌曲及印度次大陆歌曲没有困难，嗓音及体形的训练则得益于东方团的声乐教员和东方舞的教师们。

牟玄甫索宝莉

陈俊华牟炫甫来自哈尔滨的戏曲学校，索宝莉原是小兴安岭林区的一个建筑工人，郭蓉来团前是一个随父走街串巷的流浪艺童，陈俊华是西北地区某部队的一个小义务兵，来团几年之后，转正成为东方团正式演员。他们和其他演员一样，都是被东方歌舞团这样一个有名的文艺团体托起的“明星”。他们都不是经过高等音乐学府训练出来的，进到东方团时大都没有扎实的专业基本功，但是他们身上都恰恰没有教条的束缚，我和我团的声乐教员曹静波及岑冰等同志根据他们自身的素质和条件，通过适合他们的作品加以训练和引导，大胆地让他们在观众面前实践，使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脱颖而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方歌舞团有些像一个有名的刊物编辑部，把这些“作者”（歌手）们托起来，为他们剪枝施肥，给他们提供发表”作品“的机会，使他们和观众交流，使他们得以成长。东方团又像”卫星发射架“把一批有才能的具有潜质的”歌手“送至“星空”，形成一种“排炮”“效应。1982年是东方歌舞团不同寻常的一年，为庆祝团的二十岁生日，我们筹划了六项大的举措：一、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帮助下拍摄了一个专题纪录影片《东方之花》（编辑、摄影为著名摄影家姜英杰》。作为一部专题电影纪录片在天津首演时，竟出现绝无仅有的看电影需排队及买高价票的景象。二、演出了两台以东方团保留节日为主的歌舞精品晚会。三、举办了一个表现东方团二十年成就的图片展览。四、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团庆招待会，有万里副总理、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王震等中央领导人及文艺界诸多著名人士参加。五、为新的东方歌舞团团址举行了奠基仪式（两年后东方团的新址成为外交部接待外国文化贵宾的文化景点）。六、编辑出版了一本表现东方歌舞团二十年成就的图片册。这些举措，对外提高了东方团的声誉，对内增加了凝聚力。1983年我们推出了一台有创造性的崭新的音乐会“东方之声”，在中国大陆首开用电声乐器和民族乐器相结合的乐队伴奏演唱传统的民歌、戏曲及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的先河。这台音乐会的曲日中有陕北民歌《三十里铺》、《赶牲灵》、江苏民歌《孟江女哭长城》、安徽黄梅戏《天仙配》、京戏《苏三起解》、内蒙古二人台《走西口》、沪剧《燕燕作媒》、豫剧《谁说女子不如男》等唱段，这种形式的演唱迅速传遍全国，“东方之声”音乐会首次演出在上海6500人座位的文化广场，连续演出四十多个满场，直到最后一场仍有观众买高价票和站票， 观众近三十万人次。上海新闻媒体以《北京吹来的清风》给予很高的评价。音乐会得到文化部奖发的七千元奖励。我在任的十年中，东方团平均每年推出一台新的歌舞晚会， 其中包插”文革“前东方团的演员向世界各国艺术家学来的音乐歌舞节目，向兄弟团体学习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节目，本团创作的晚会，也包括崔美善、莫德格玛、阿依吐拉三位艺术家的独舞节目以及舞蹈家张均留学印度同国举办训练班演出的音乐舞蹈汇报会。十台晚会都保持了东方团固有的严格、严密、严谨的演出作风。 十年中东方团在中国大江南北演出的售票率是百分之百。十年中我团培养成就了一批最整齐、最漂亮、最有风韵的舞蹈演员。1988年到美国商业演出时，是我团舞蹈的鼎盛时期。晚会中几乎每个节目都获得经久不息的掌声。美国有名的大报及华文报纸等传媒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我们策划了”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音乐会。当前活跃在舞台上的著名歌星和音乐制作人中许多是从这里起步的。有一个团员曾形容我的领导是”巴顿式“的，我对巴顿没有研究，只看过电影《巴顿将军》，他说这话是指我没有学过艺术管理的A、B、C,不遵循领导”教科书“，凭着热情闯、跟着感觉走，还做出了点成绩。积极地启用歌唱新秀，不怕业务上超过自己，巡回演出时和演员同住剧场后台，录取演员不因是高官或社会名流的子女而降低标准等。也许，他还指我像巴顿将军一样容易得罪人。我的确得罪过不少人，除了难以避免的原因之外，有些是因为我自身的缺点和弱点所致。至今想起，深感遗憾。我热爱东方歌舞团。我热爱对我团有建树的东方人。我感谢所有支持和帮助过我的同事，我感谢东方歌舞团的忠实观众们。1988年我带团去美国演出，回国后退居二线，那时我已六十三岁。

转载声明：本文转载自「六零后说声乐往事」。

老高

东方歌舞团何其有幸有王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