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高音歌唱家 金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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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高音歌唱家 金曼

金曼，原空政歌舞团著名演员，以一首《金梭与银梭》蜚声歌坛，她在歌剧《江姐》中成功地塑造了江姐的艺术形象，由此获得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十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奖，她在舞台活跃了10年后，突然销声匿迹，直至前不久再次出演江姐。在北京的家中，金曼如泣如诉地追忆起苦难的往事…… 父母离异 我管妈妈叫"姐姐" 　　我有一个非常特殊和不幸的童年。在我三岁的时候爸妈就离婚了，这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是跟着姥姥长大的，一直到十岁。 　　我妈他们姐弟八个，是个很穷的大家庭，外公、外婆都是朝鲜人，妈妈也是在朝鲜生的，6岁时来中国，入了中国籍。他们都只会一些简单的汉语，如"你的"、"我的"之类。我外公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很淳朴善良。外公以前在地主家里做长工，东家的女儿后来就成了我外婆，外婆当时很漂亮，17岁就嫁给了外公，跟随他过苦日子。在我印象中，外公从来没有高声对家人说过话。妈妈患了全身风湿性关节炎，我只好吃外婆的奶，我小姨比我大一岁，她一回家就叫我妈"姐姐"，我也跟着叫"姐姐"。我性格有太多像外婆的地方。我想，她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外婆心灵手巧，瞅一眼别人家孩子的衣服，她看好了比画比画，回来就能做出一件一模一样的。虽然家很穷，但我们身上总是被外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我最崇拜的人是外公，他经常告诫我们说："不管任何情况下，千万别做伤害别人的事情，"他的这种"与人为善"的精神给予我潜移默化地教育。邻居们对外公都很尊敬。双职工家里的小孩拉屎撒尿，外公都要管，谁家小孩拉完屎都要我外公给擦屁股，我记得外公的手里永远都揣着一大摞手纸(报纸)。 　　在老家有一个叫"平顶山"的地方，上面有一个日军侵华时留下的废弃的弹药库，旁边是一条那时运输火药的废铁路，铁路下面就是我家一大片一大片的地。每次干活，外公都要背着我去。外公在地里干活，我坐在铁路枕木上面唱歌，有时候瞎编，只要停下，外公就用朝鲜话说："怎么不唱了呀？真玉(我原名叫崔真玉)啊！"外公一直就是听着我的歌干活的，他说听我唱歌干活不觉得累。"平顶山"是我演唱的最早的舞台，大自然的舞台。为了能让外公反反复复地听，我就挖空心思开始瞎编，什么"河里有一条鱼儿游来游去，后面跟着一个癞蛤蟆啊"，什么"水又湿了我的裤子，外婆回来要打屁屁啊"等等，外公在下面听得直乐呵。 穷则思窃 犹记当年医院偷煤核 四五岁时妈妈教我唱一些革命歌曲，那时没有儿歌。7岁时该上学了，家里很穷，连饭都吃不饱，根本没人来管我，上学要户口本什么的，我把家里的老箱子翻了个底朝天，肉票、布票、油票……只要我认为是"证"的东西全都揣上了，到学校老师面前一古脑儿倒出来，"我要报名上学！"老师哈哈大笑："这小孩太有意思了！" 　　我开始唱歌是一次丢手绢"丢"出来的，一次把我丢到"锅"里了，罚我唱歌，我想这回逃都逃不了了，于是唱了妈妈平时教我的《白毛女》选段，没想到我刚一唱完，刘老师就拉着我来到文体组张富贵(他刚从中等音乐学校毕业分到我校当音乐老师)屋子里，兴奋地说："富贵啊，我们发现这个小孩歌唱得可真不赖。""你会唱什么歌呀？"我一口气给他唱了五六首革命歌曲，张老师听后很惊讶，此后，他有意识地培养我，他是我迈进音乐世界的启蒙老师。 　　我十来岁时，妈妈的生活能力不是很强，加之身体又特别不好，家务全都落在我弱小的肩膀上，挑水、洗衣、做饭……什么活都干。挑水挑不动，妈妈就从林区工厂买来两个油漆桶，弄两根八号铁丝弯过来，专门为我做了两个"小孩桶"，扁担就是一根小木棍。水井离家很远，全村的人家都共用这口井。一个冬天的傍晚，我刚要做饭，却发现没水了，妈妈还没有下班，我随便穿了一双塑料底鞋拎着桶就出去了。东北的冰天雪地，吐一口唾沫都会结成冰，井台边很滑。打水是摇轱轳把的，不料脚下一滑，轱轳把反着转起来，咚地打在我的头上，失去控制的我一下就倒在了地上，脑袋磕在冰上，立即不省人事。同村的伍奶奶正好在井台不远处干活，听见响声，她立即赶了过来，一把把我抱在怀里，好半天我才苏醒过来。由于离婚独居，感情生活不好，妈妈又带了两个孩子，所以她的性格和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都处在一种很压抑的状态之中。我从小总要看她的眼色，她不高兴的事我就不做，我一边上学一边捡煤核儿、扒树皮(当柴火)补贴家用。当然坏事也没少干，我太理解"穷则思窃"这个词的意思了。那时，为了节约家里的煤，我拎个小铁桶，拿个小铁挠子，背个筐到处捡煤核儿。我家离林业医院很近，冬天，医院的每一间屋子里都生了炉子，烧炉工每天5点起来生火，火红了，他压上煤就走了。我看见那里面的煤核儿特大，火很旺，于是瞅准了这个机会趁他走没影了，我就从火炉子里掏出火红的煤球(当时根本没想我走后那个炉子会灭，火灭了医生无法看病，病人更是苦不堪言)，开开心心地装满了我的铁桶，把煤球倒在雪地里，"吱啦"地一阵青烟，我又用雪把它们盖上，等它们凉了后装到筐里满载而归拉回家。第二天又如法炮制地弄了一次。第三天非常不幸，我鬼鬼祟祟地拎着"作案工具"又徘徊在医院的病房门口，一看烧炉工走了(其实他假装走了，躲在一边)，我高兴地扒开了火炭。 "小兔崽子，看你往哪里逃！"他举着木棍就追了上来，我这时什么都不顾了，工具一扔，撒腿就跑。此后我很长时间也不敢去医院了，即使生病，我也总是要求妈妈带我去别的医院。那时我的生活有一个公式：上午上课---下午拾柴火---晚上做饭。 双泪长流 妈妈第一次看我演出 我第一次正式上台演出是8岁那年，黑龙江省教育工作现场会在牡丹江林管局礼堂召开，开幕前有一个文艺演出。那时，我妈作为林业干部正好在牡丹江林管局进修财会，学校的张老师领着我和同学们一起坐上了开往牡丹江的火车。其他同学都是父母陪着去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穿着的一条蓝色的条绒裤子已经破了，光着脚穿的一双鞋已经露出了脚趾头。在火车上，一个叫韩楚香的高中三年级的大姐姐看见我这身打扮，伤心地问我："你家里怎么也不给你穿一件好一点的衣服呀？去牡丹江这么大的事。"随后她就从包里拿出针线，一针一线地把破裤子补了起来，又用白线把破鞋露脚趾头的地方缝起来。 　　到了牡丹江后，张老师给我妈妈打了一个电话，妈妈接了电话马上就赶了过来，一看到我的"穷酸相"，妈妈就伤心地流泪："到牡丹江来，怎么能让孩子穿得这么破烂，我若在家的话，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她就这样来了。"后来，在正式演出前，妈妈带我去了牡丹江最大的一个商场，给我买了一件红色条绒上衣，一条蓝色裤子，还买了一双黑色的鞋。我欢天喜地地换上了新衣服，妈妈仔细地端详起来，不一会儿她的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那时，我幼小的心怎么也不明白妈妈会因我穿上了新衣服而伤心，现在我终于明白，妈妈当时在那个下面还有7个弟妹的大家庭里，她挣的微薄的工资只能交给外婆补贴家用，哪能顾得上给我添置衣服啊！ 　　当晚，妈妈坐在台下观看我的演出，虽然我以前上台唱过不少歌，但这是她第一次看女儿的演出。我一连在台上唱了七首歌：《春蚕到死丝不断(又名"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众手浇开幸福花》、《白毛女选段》、《党的光辉照延边》、《洪湖赤卫队选段》、《江姐选段》、《北京的金山上》。刚唱完台下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报幕员说："小真玉现在才8岁，不能让她唱得太多了。"我当时在台上没有想别的，只是觉得妈妈在下面，一定要唱好。 "朝修特务"家庭决定我只能选择拼搏 "上山下乡"时，我在知青点没干上几天就当了广播员，没有太多受苦的经历，后来又转到了镜泊湖发电厂，从那儿我考到黑龙江省艺术学校。那时，我家被打成"朝修特务"，连"黑五类"都不如("黑五类"还可以改造过来)，压根就没有想过有人会送我上大学。18岁的我把对美的追求和渴望都凝结在学习之中，在艺校如饥似渴地学唱歌、学乐理、学形体、表演。4个学期过去了，我的世界观也不断地成熟，加之当地的学习、工作环境已经不足以发挥自己的艺术天资，我决定到北京去，我想唱遍全国。凭借着实力与执著的精神，我终于考取了空政歌舞团，穿上了军装。当我把这一喜讯告诉父母时口袋里仅有四分钱了，好在部队管吃管住，可我当上文艺兵的消息对于父母和弟妹们特别是一个连"黑五类"都不如的家庭来说，显得多么的重要啊，因为我改变了一家人的成分。 　　不久，在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上，我以一曲《金梭银梭》唱红了大江南北，紧接着又演唱了《祝你一路顺风》，这首歌几乎成了火车的必播歌曲。当空政歌舞团第三次复排歌剧《江姐》时，我成为第三代出演江姐的歌唱家，并由此获第九届梅花奖桂冠。但是，此后一段时间，"人本的思考"使我冷静下来，荣誉、鲜花、掌声过后的路该怎么走？最后，我决定无条件脱下军装，下海做生意，这一做就是十年…… 　　做了生意，我对艺术的追求与思考依然没变，去年七月，我终于与众多艺术家联手打造了大型交响清唱剧《江姐》并再次出演江姐大获成功。

马哥

中唱上海公司最近出版了她的《江姐》和《朝鲜电影歌曲》2张CD。
susu 发表于 2011-2-28 08:56

    是吗？《江姐》那张我一定要买，呵呵。。。。

马哥

你已经买好了？我看见淮海路上的三联书店有售的。
susu 发表于 2011-3-1 09:35

    如果是这个的话我早就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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